今年一月，西藏小商人扎西文色因為提倡保護藏語，遭到中共當局關押。扎西文色主張：學校應推行真正的雙語教育，讓藏族兒童精通母語。他的呼聲和遭遇，反映如下事實：從2002年起，中共規定，在藏區，所有課程用漢語教學，藏語僅僅成為眾多課程中的一門，地位等同於外語。藏人在自己的祖國變成外國人。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新疆。今年，由新疆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維吾爾語文課本，刪除了全部經典維吾爾文學及其現代文學部分，維吾爾作家的作品幾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漢語翻譯成維吾爾語的古漢語作品和現代漢人作家的文章。維吾爾人感到，這是對維吾爾文化的釜底抽薪，刻意讓維吾爾人後代漢化，喪失對自己祖宗文化、歷史、文學的認知和傳承。
顯然，中共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是文化滅絕政策。文化滅絕，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種族滅絕。
中共建政後，把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稱為「自治區」。然而，從區、市、縣到基層，一律由漢人擔任第一把手，藏人或維族人至多只能擔任第二把手。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當地民族完全沒有自治可言。沒有藏人治藏，沒有維人治疆，只有漢人治藏、漢人治疆。沒有民族平等可言，只有政治上的歧視。政治上的歧視，就是最大意義上的種族歧視。
中共的民族政策，自稱「一手硬、一手軟。」硬的一手，就是剝奪與鎮壓，剝奪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語言、文化等傳統，鎮壓少數民族，壓制他們的任何權利訴求。軟的一手，就是所謂「經濟發展」，每次所謂「西藏工作會議」、「新疆工作會議」，談的都是經濟，用經濟議題全盤代替政治、社會、文化等議題。以為「經濟搞上去」了，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說穿了，就是拿金錢收買人心，「窮得只剩下錢」。
然而，西藏和新疆的現實卻是，貧富分化，貧富懸殊。官民貧富懸殊，漢藏貧富懸殊，漢維貧富懸殊。這是中共資源掠奪和民族剝削政策所導致的必然後果，也是中共各級官員貪污腐敗的直接後果。
政治歧視，文化滅絕，經濟剝削，就是中共民族政策的核心要素。北京統治者自以為，他們的這一套政策很成功。然而，少數民族的深層憤怒和持久反抗，卻給了北京統治者相反的答案。經濟剝削，滋生民族不滿；文化滅絕，激化種族矛盾；政治歧視，引發民族反抗。
藏人抗爭不止，近些年更是以自焚形式，慘烈抗爭。144名藏人自焚，創下人類歷史的紀錄，標誌著中共在西藏統治的失敗。在新疆，維吾爾人更是以武裝自衛的方式，回擊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每年，甚至幾乎每個月，都會發生維吾爾人與中共軍警的暴力衝突事件，死傷難以計數。這也證明，中共在新疆統治的失敗。
今年，流亡藏人社會再次舉行了民主選舉。盤踞北京的中共腐敗集團，對藏人的民主選舉竭盡詆毀。競選中不同立場的表述，被中共誇大成內鬥和分裂；不贊同達賴喇嘛尊者「中間道路」而主張藏獨的，反而被中共說成是反對達賴喇嘛「藏獨」路線。中共出於對內宣傳的需要，一直將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扭曲為「藏獨」路線。
中共對藏人民主選舉的詆毀，出於對民主價值的直接敵視，也出於對其獨裁統治的間接辯護。中共刻意忽視的是，流亡藏人的思想與情緒變化。隨著達賴喇嘛年事已高，藏人憂慮尊者的身後事、關切西藏的未來。由此出現不同主張，探索不同道路，實屬正常。北京統治者應該從中感受到危機，而不是躊躇自滿。
中共一直拒絕「中間道路」，也拒絕達賴喇嘛。這是典型的權力傲慢。中南海的潛台詞是：我是強權我怕誰？我是流氓我怕誰？在這種強權心態和流氓心態的雙重支配下，中南海自我膨脹、不可一世，極其短視而缺乏遠見，
須知，強權如秦朝，歷十五年而崩潰；強權如唐朝，歷三百年而壽終；強權如清朝，歷二百六十七年而謝幕。建政半個多世紀的中共紅色強權，到底又能持續多久？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紅朝滅亡之日，藏民族還活著，藏民族的未來壽命，將遠遠超過中共的壽限。境內外藏人，一定能夠見證中共的覆亡。
北京統治者在等待達賴喇嘛尊者圓寂，以為，尊者圓寂之後，中南海欽定一個假的「達賴喇嘛」，由中南海操控為傀儡，藏區就大局底定，北京統治者可以高枕無憂。其實，那時，北京將面對至少三種尷尬情形：
情形之一：十四世達賴喇嘛選定十五世達賴喇嘛，中共卻指定一個假的「十五世達賴喇嘛」，作為對抗，繼上演轉世班禪喇嘛的雙胞戲之後，又上演轉世達賴喇嘛的雙胞戲。但，正如中共欽定的轉世「班禪喇嘛」得不到境內外藏人和國際社會的承認一樣，中共欽定的轉世「達賴喇嘛」也同樣得不到境內外藏人和國際社會的承認。
情形之二：十四世達賴喇嘛終止達賴喇嘛轉世制度，中共仍指定一個「十五世達賴喇嘛」。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強行指定，更得不到境內外藏人和國際社會的承認。
情形之三：中南海無法防範，無論是中共指定的轉世「班禪喇嘛」還是中共指定的轉世「達賴喇嘛」，有朝一日，可能覺醒，宣布脫離中共控制而回歸藏人文化。那時候，北京機關算盡，不過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關於達賴喇嘛轉世，中共高官朱維群宣稱：履行「歷史定製」，諸如批准尋訪轉世靈童、批准實行金瓶掣籤、批准靈童坐床，權力都在中央。這個「中央」二字，歷史上，要麼出自蒙古，要麼出自滿清。
而那恰恰是中華民族亡國的記憶。朱維群等人，以蒙古國和滿清國的政權為「中央」，是典型的亡國奴心態、漢奸心態。認蒙古汗王和滿清皇帝為自己的祖宗，數典忘祖、賣主求榮，可以想像，如果二戰時日本佔領中國成功，朱維群一定會認日本軍國主義頭目為祖宗。
這個朱維群，最近被揭發出靠販賣活佛指標斂財，儘管他矢口否認，並惱羞成怒，但朱維群卻無法解釋他與假活佛吳達鎔（化名白馬奧色）的關係，也無法解釋這個自稱「法王」的假活佛為演員張鐵林上演的「坐床」、加封「活佛」的鬧劇，是否得到了朱維群的「加持」？
歷史上，藏蒙、藏滿先後建立供施關係：西藏法王為蒙古汗王或滿清皇帝的精神導師，蒙古汗王或滿清皇帝則為西藏法王及其疆域的保護者。而歷代中國政權、漢人政權，包括夾在元朝（蒙古政權）和清朝（滿清政權）之間的明朝（中國政權），與西藏之間，都從未建立類似的供施關係。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藏之間，更絕無供施關係可言。
需要指出的是，達賴喇嘛的尊號，來自於蒙古汗王的贈予。那是1578年，蒙古俺答汗首贈此尊號於西藏最大教派----格魯派大師索南嘉措。那時，蒙古與中國無關，中國進入明朝後期的萬曆年間。滿清與西藏結成供施關係，是在1639年，那時，中國仍處在明朝末期。5年後，1644年，中國明朝為滿清所滅。
如果說，蒙古汗王和滿清皇帝曾介入達賴喇嘛轉世事務，還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成分，他們都信奉藏傳佛教。作為無神論者的中共領導人，卻與宗教信仰格格不入，而且是歷史上藏傳佛教的最大破壞者。如果由無神論的中共領導人來確認轉世達賴喇嘛，不僅毫無法理邏輯，而且是對藏傳佛教的最大褻瀆。
冷血無情的中共當局，對144名藏人的自焚抗議，毫不動心。提到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中共官員，如朱維群等人，除了開口辱罵、謾罵、咒罵，根本講不出任何道理，他們根本不會講人話。我說過，達賴喇嘛尊者與中共統治者相比，是神與魔的對照；藏人與中共官員相比，是人與鬼的對照。
不可一世的中共政權，正在遭遇一系列失敗。在台灣，經過民主大選，產生了新的總統和國會，隨著台灣政局的變遷，台灣正遠離共產中國而去。在香港，港人主人意識覺醒，堅信普世價值，唾棄北京的獨裁高壓，開始毅然追求香港獨立。在新疆，維吾爾人繼續英勇抗爭，以牙還牙，讓中共軍警坐立不安、日夜恐懼。
這一切表明，無論鎮壓、還是收買，中共的民族政策，包括其港台政策，全盤失敗。獨裁與腐敗的「中國模式」，走不出中國內地，走不到西藏、新疆，更走不到香港、台灣。如果開放互聯網，人們可以看到，這一「中國模式」，甚至走不出中南海的紅牆。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無非是自說自話，一出紅牆，就「見光死」。
中共民族政策的失敗，源自一個簡單的道理：不得人心。中國古人有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中共佔領了土地，卻無法佔領人心。中共在形式上控制了西藏和新疆，卻從未贏得那裡的人心。可以說，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的統治，是空洞而無效的統治。
迄今，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仍是凝聚海內外藏人的最大共識。「中間道路」的內涵是，西藏留在中國版土內，惟落實中國憲法里規定的真正自治，儘可能保存、保護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語言等傳統。
如果能接受達賴喇嘛，接受尊者的「中間道路」，中南海大可以從失人心變為得人心，有利於漢藏和睦、有利於國家穩定、有利於中國的國際形象。但中共領導人，頭腦僵化，思維極左，不會變通，失去了以變求通的能力。只會「以不變應萬變」。
按照文革後八十年代的標準，今天的中共領導人，太左了；他們的語言，左得過頭了。那麼，為什麼，他們卻仍在黨內有市場？
其實，這種僵化與左傾，除了思想問題，也與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密不可分。1992年，名義上退休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曾經說過一句話：「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當時，鄧說這句話，表達對主政的江澤民、李鵬等人的不滿。但鄧死後，中共領導人的表現，一個比一個左。江澤民以左聞名，但胡錦濤接任後，似乎表現更左，到了習近平，表現更是左的離譜。
這要從八十年代說起。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因主張政改、支持民主化，受到黨內保守派的群起圍攻，遭政治老人罷黜，先後黯然下台。胡耀邦心情壓抑，突發心臟病而早逝。趙紫陽則在無情的軟禁中度過十六年慘淡餘生。胡、趙的命運和結局，震懾了後來繼任的中共領導人。改革派銷聲匿跡，保守派翻身成為黨內主流派。
於是，在黨內抓權，需要比賽左，誰左，誰就能得勢，因為，越左，越證明他維護黨的既得利益，越能得到官員、黨員的擁護。這是中共的「掙表現」文化，更是黑社會原理：誰對外越是兇狠，越是殺人越貨，誰就越在黑社會裡有地位。越是能恐嚇外面的人，就越是能恐嚇自己人。中共黨內生態，等同黑社會生態，個個比凶鬥狠。
從思想上而言，胡錦濤未必比江澤民更左，但因江澤民垂簾聽政，胡錦濤權力遭架空，更遭軍頭和政法王左右監控，無論胡錦濤本身有多左，都不得不表現出更左，更維護「黨的利益」，他需要在政治老人面前掙表現，否則，連他自己的身家性命恐都難以保住。同理，從思想上而言，習近平未必比江澤民、胡錦濤更左，但他必須表現得比他們更左，至少要為他名為反腐打虎、實為抓權固權的政治動作做掩護。習近平在全黨面前掙表現，其潛台詞是：我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保黨、救黨、維護黨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老人政治，其實就是監控政治。在中共那裡，防變天，成為老人政治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於是，中國政治淪入一潭死水，成為無法打破的僵局。
台灣，在馬英九和國民黨主政的八年里，對中國大陸竭盡親善，但中國大陸並沒有發生政改和民主化，讓兩岸統一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香港，回歸的香港人，在十九年的時間裡，見證了共產黨的無信、無義、無情，港人無法融入中國，而是與中國漸行漸遠。發生在2014年的佔中運動和雨傘運動，是港人對北京的最後一次呼喚，當北京表現出無動於衷的權力傲慢之後，港人徹底絕望，他們的惟一選擇，就是遠離。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公開宣示香港獨立並成立相關政黨，表明，港人追求獨立，已是大勢所趨。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港獨，就是中共一手催生的傑作。
其實，拒絕達賴喇嘛，拒絕「中間道路」，是中共民族政策失敗的關鍵。試問，溫和如達賴喇嘛，北京都不能接受，那麼，中共又如何能在西藏收穫人心？如果連虔誠信佛的藏族人都不能安定，又如何能安定血性十足、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
達賴喇嘛不僅是西藏高原的宗教領袖和精神領袖，而且是世界範圍的宗教領袖和精神領袖。非但如此，達賴喇嘛還大有資格成為中國漢人的精神導師。面對世風日下、道德沉淪的中國，達賴喇嘛尊者可以起到拯救社會、普渡眾生的重要作用。
如果北京接受達賴喇嘛及其「中間道路」，迎回年事已高的尊者，不僅可以安定西藏，而且可以示範新疆，以懷柔政策，撫平維吾爾人的傷痛，進而安定新疆。以此類推，藉助達賴喇嘛的崇隆聲望和道德力量，中南海調整思維，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落實「港人治港」的政治承諾，港人不見得會執著於獨立訴求。接納達賴喇嘛，將使北京當權者站上「懷德致遠」的高度，那麼，台海兩岸的和平相處，也就並非難事。
＊作者為旅美中國作家、政治評論家。最近在台出版著作有《傾斜的天安門》、《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國人》、《中南海厚黑學》、《假如中美開戰》、《日美中亞洲開戰》、《不受歡迎的中國人》。此篇專文為作者4月22日在台北國際漢藏大會上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