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衰退的日本語世代
1964年，彭明敏等人不滿國府在臺灣的獨裁統治，欲散布『臺灣人民自救宣言』，鼓吹臺灣獨立。最終該行動於開始階段即被破獲，功敗垂成，但該努力最終成為臺灣運動的里程碑。『宣言』當中，直接點出「反攻大陸」並無可能，以及國民黨的「正統中國」自欺欺人。對此，這些人主張，臺灣（Formosa）應建立民主政府、制定新憲法、以及參加聯合國，並與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建交。2020年，提出宣言者中仍健在的彭明敏，於自由時報發表該宣言的『續文』，重新強調臺獨的理念與原則：當中認為爭取歐、美、日等民主國家的支持十分重要，也強調加入聯合國的必要性。
該宣言距今近六十年，臺灣民主化也有三十幾年的時間。特別是這幾年，圍繞臺灣的國際環境有重大的轉變。美國對於接觸與擴大政策的堅持，基於美中對立升高的局面走向動搖，國內對於美臺關係的重視因而急遽升高，導致兩岸關係的相關論述失去政治影響力。臺灣認同的自信升高的同時，也存在一些隱患：日本語世代，在這幾年也陸續凋零。2020年李登輝逝世，2022年彭明敏也離開人世。這些人物的凋零，象徵過去支持日臺歷史記憶的日本語世代，正逐漸從政治舞台退場。早在這之前，根據蘇瑞鏘等人於頂尖歷史學術期刊『臺灣史研究』的統計數據，臺灣戰後史研究的數量，因為語言的親近性，這兩年論文數早已是日治時期的研究的三倍。該趨勢隨著冷戰關聯研究的熱度上升，應該只會有增無減。
無論好惡，日本語世代所建構的政治認同與問題，至少這次選舉結束前仍有殘存影響力。惟不少人也好奇：他們的關懷是否正在我們的世代退潮？日本媒體人野嶋剛便曾指出，例如蔣介石或李登輝等，因為戰爭或殖民經驗等歷史連結，而能吸引日本人的領袖氣質，往後將很難從臺灣政治人物找到。即使這些人長命百歲，隨著對歷史漠然的日本年輕世代於日本社會崛起，日本語世代在日本社會的影響力，也只會持續衰退。
在臺灣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國共兩黨對於李登輝的「出埃及說」十分反感，惟實際在蔡英文政權當中，這些日裔老臺獨不過是新以色列的魏茲曼們：用來命名圖書館也就算了，實際政治面應敬而遠之。被疏遠的老人們會組織一些像是喜樂島聯盟的銀髮康樂團體，但在吸引年輕獨派方面，遠不如能夠前進政壇的臺灣基進或時代力量。
蓋棺論定，這些人並未出賣臺灣主權於華府，更沒有出賣給中南海。只是，從他們影響力衰退的晚景來看，其所建構的原則與理念，縱使對我們有所啟發，但用來指導臺灣面臨更為複雜的國際環境，則已略呈過時，且有所不足。即使沒人敢公開批判，中間選民的態度與行動也證明了這點。若檢證這三十年來臺灣認同鞏固的進程，有些追求對於帶有臺灣主體性的國家利益，則更存在隱然危害，第一個應該檢討的對象，就是加入聯合國問題。
臺灣國際團結法案是臺灣獨立的勝利？
報載，7月25日美國眾議院通過『臺灣國際團結法案』，展現對抗中國併臺法律戰的企圖，將臺灣主權問題與聯合國2758決議案進行切割。即使美國是按照自己的對中戰略步調推動該法案，泛綠陣營自然大加宣傳，表示美國挺臺堅定不移。有些政治人物甚至用於強調一邊一國。藍白陣營而言，考量需要爭取美國支持，至少侯辦與民眾黨皆正面看待美國推動友臺法案，並強調當選後會深化與國際和美國的交流。深藍陣營則從批判「不過是國內法」、「並沒有實質效益」乃至「美帝的陰謀」不一而足。筆者認為，至少在法律戰層面，必須確保我們對應中國不落下風，因此應該正面看待美國的努力，但同時也感到困惑，不少人在心態上以為，該勝利的原因，並非出於戰術層面的理由，而是將持有聯合國會籍與臺灣獨立的完成進行連結，因此這是臺灣獨立路線的小勝利。
這種連結自臺灣獨立運動起源之初便根深蒂固，但從經驗來看，相關努力時常造成幾近災難性的後果，當前也逐前侵蝕對於以臺灣主體性與外國交往的動力，將來則毫無實現的可能。「加入聯合國」形同臺灣認同版的「反攻大陸」。比起強調加入聯合國的動員，轉而重視建立臺灣主體性為中心，與其他國家的交往能力，對於釐清臺灣的國家利益與建構外交能力，對於臺灣認同的拓展才會有實質幫助。
最常用於定義國家的『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制定於1933年。日後才出現的聯合國，自然不會被用來定義國家的構成要件。同時代雖有國際連盟，但用於協調大國政治的效果並不太好，原因正是大國不支持。戰後受到國際經濟社會議題的複雜性上升，以及大國支持存在高度共識，聯合國作為多邊組織的重要性得到確立，新國家也會爭取加入聯合國，但是聯合國會籍實際與國家承認並無關聯。例如北朝鮮、韓國與瑞士都是在蘇聯解體後的全球化時期才加入，但這之前早就被認為是有效運作國家。
基進獨派認為，其國家建設的最終目標，並非「走入白宮」，而是「加入聯合國」：唯有如此，臺灣的獨立才算是完結。但若比附『蒙特維多公約』，並且略為修正，應該是以臺灣主體性為中心，與其他國家的交往能力，才算是臺灣獨立的終點，也才帶有現實意義。只是加入聯合國，卻無法確保國家利益，這個會籍大概也會拿得很虛無。
「加入聯合國才代表臺灣獨立」的連結，筆者只能推測，最初應該是起源於對蔣介石政權「中國代表權」的攻擊。國民政府將中華民國的框架搬遷至臺灣而不修改，導致島內的政治框架，完全不能對應臺灣人的參政需求；在國際間，以一座西太平洋的小島，代表理應作為常任理事國，維持世界勢力均衡的中國，則成為政治笑話。這種統治論述與現實政治的巨大落差，自易受到不滿蔣介石的臺灣人（及外國政府）攻擊，認為其統治在國內外缺乏法理正當性。
1960年代以來，兩蔣政權在這方面的論述，自始自終只能被動接受臺獨論述的挑戰。但至少蔣經國懂得妥協，將權力逐步下放本省人，所以即使最終喪失中國代表權，倒也維持國府政權的維繫，自身還成為臺灣人最懷念的總統。直到臺灣民主化三十多年，中國製造的國民黨都在臺灣能活蹦亂跳。
聯合國會籍議題只是歷史遺緒而非國家利益
解嚴民主化使臺灣得以透過民主政治的參與，逐步深化本土意識。當中，例如中華民國憲法逐漸往符合臺灣國情與世界人權保護發展趨勢的方向修正與解釋，即使仍非「臺灣憲法」，仍受到藍綠雙方穩健派正面肯定。但爭取加入聯合國的過程，則徒增臺灣政治混亂。眾所周知，只要中國持續封殺，臺灣就不可能加入聯合國。但是，不能加入聯合國，在臺獨歷史記憶中，被視為國府的錯誤，國際層面則是中國打壓的象徵。新仇舊恨，熬過蔣經國時代的獨派，自然抱持該歷史認識，熱衷推動對聯合國的參與，才能表示不向中國在國際的打壓屈服。
聯合國雖非國家的構成要件，但也有國家確實將其定為外交原則，例如日本的外交三原則，第一條便是「聯合國中心主義」。美國訓練的國關學者，常難以理解這條應當如何解釋。簡單而言，比起堅定支持與美國共存亡的自由世界，支持因為亞非國家興起，導致歐美無法永久掌握的聯合國，對於戰後積極擺脫美國，發展亞細亞外交的日本而言，在外交解釋的彈性會高很多：日本可以跟美國有共同的價值或戰略，不一定要有一樣的命運呀！
但顯然，臺獨主張者對於聯合國的思考，並不是基於這種綿綿無絕期的對美平衡盤算，而是對於歷史背景的忽略。國民政府失去「中國代表權」的原因，在於1960年代亞非國家興起，並且逐步挑戰西方國家在聯合國的地位。亞非國家對於國府的操作偶有不滿（例如蒙古案），但並非與國府天生有仇，而是權衡與華府的關係，以及支持共產中國所能帶來的利益。有些人主張當初如果以「臺灣」加入聯合國，至少可能可以保持席次，這種看法忽視了美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在當時早已不復戰後初期。並且，國府喪失中國代表權本來就是時間問題，對國府也只能在法理的象徵性帶來利益。相比於越戰問題、季辛吉訪問北京（這代表向中國市場開綠燈）、以及美國在亞洲的布防調整，中國代表權是重要的歷史記憶問題，但非真正涉及國家存亡的關鍵問題，當時也並非各方國家利益之核心。
結果而言，沒有中國代表權的國府，反而為了爭取臺灣人支持，在經濟發展更為亮眼。如果臺灣的經濟可以加倍發展，臺灣人應該很樂意在聯合國再少一個中國代表權。
聯合國問題與島內政治動員：災難的開始
臺灣獨立運動在民主化後的臺灣取得實質影響力，也帶動爭取聯合國代表權的行動。這也是一連串災難的開始。如果爭取加入聯合國只是外交表演或政治表態，至少有許多彈性空間。但扁政府時期通過公投法後，聯合國議題成了全民政治社會運動。不管泛藍或是泛綠，都非常認真地推動與聯合國或臺灣地位相關的無用公投，造成臺灣政治社會動能在這一議題空轉。當時國際局勢，全世界皆將胡錦濤政權視為相對理性的政權，以便強化與中國市場的連結。陳水扁政權把外交當全民運動的結果，給了布希政府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機會，直接抹黑民進黨為麻煩製造者。最終第一次民進黨政權，也因為自身支持者狂熱而陷入分裂，機關算盡，自誤性命。
在蔡英文改以進步勢力重構臺灣認同，帶領民進黨重返執政後，這些基進獨派也確實有所反省：思來想去，原來是公投的門檻實在太高了，於是主動下修公投的提案與通過門檻。2018年公投跟統獨有關的只有東奧正名，結果該提案並未通過，而進步派反對的反同婚公投，以及跟日臺外交有關的反「核食」公投，倒是壓倒性地通過。民進黨內，進步勢力為此呼天搶地，教育機構都不得不主動關心起學生的精神健康；在日本，時任外相河野太郎氣憤表示，要把臺灣告到WTO，臺灣也別想加入TPP！實則日本政府也只是藉機作梗：當時安倍政權正在修復與中國關係，本來就沒有打算對臺灣客氣，結果倒讓日本找到藉口修理臺灣。
該次公投雖無聯合國相關提案，修法源頭仍是源自於「公投護臺灣」的想法。最終，對臺灣內政外交造成的傷害，還得等到蔡英文第二任期，才用非公投手段修復完畢。該公投沒刺激到中國，倒是把泛綠陣營在國內外的盟友都整了一輪，搞得最進步、最會拚貿易協定的政府好生尷尬。筆者若是蔡英文，遇到李遠哲管他說什麼，大概也只會氣到表示總統只當到2024年。
總體而言，政府建設臺灣與否，與政府對聯合國代表權的關注，似乎完全成反比。圍繞政治動員而產生的公民投票法，更曾差點給臺灣的內政與外交帶來毀滅性災難。
比「中國法統」更糟糕：被掏空的臺灣文化主體性
制度面而言，加入聯合國需要中南海與華府共同同意。惟新冷戰的當口，臺灣要加入聯合國，可能比美國向中南海輸出麥卡錫主義還困難，得到的利益也越來越虛無。經濟社會層面，加入聯合國固然代表國際組織參與得到拓展，但臺灣也可以透過參加區域組織得到補償，至少一定比加入聯合國簡單很多。例如人權部門，我們簽署兩公約並視同國內法：這個努力雖然不被聯合國承認，我們的人權表現反而比許多聯合國會員國還要好，在西太平洋也是傲視各國。有些人指出臺灣若未加入聯合國，會被隔絕於國際交流之外，但法理臺獨派雖然拒絕這個方案，聯合國在制度上也有觀察員資格，這也完全能滿足臺灣在資訊取得的權利；反而我們推遲成為觀察員的努力，如同蔣介石時期的「漢賊不兩立」，使我們兩頭皆空。最後，另一個法理臺獨派堅持加入聯合國重要原因，在於基於聯合國的集體安全保障，有助於在制度面加強中國侵臺時的非法性。但特別自烏克蘭戰爭後，沒有人會相信聯合國所承諾的集體安全保障，對於新冷戰時代的國家安全，能帶來任何實際利益。
如同我們對於邦交國的看法，已逐漸從量的維持，轉向質的提升，最終不僅避免了金錢外交，也提升與主要國家的交往機會。即使外交部門表面應該力爭加入聯合國，心裡也應該明白這件事情不具現實性，不應用於統獨政治動員。反之，不把加入聯合國視為最終目的，反而有助於思考，如何確保帶有實質國家利益的臺灣主體性在國際社會的拓展，這對於奠定將來爭取與外國交往的能力，則在實際層面更為重要。
更進一步而言，將聯合國會員國身分，作為臺灣獨立的證明，這種空洞的「法理」基礎的思考，反過來導致文化層面，臺灣文化獨立的精神意義受到掏空。過去曾有被認為偏綠的教授帶團訪日，與某大學交流，並問日本學生他們最喜歡的臺灣歷史人物，結果該學生回答：「蔣介石」。於13日訪問巴拉圭的賴清德將應會深有所感：過去獨派批評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毫無希望，並且他的中國在國內外都不被承認；然而，蔣介石在臺灣的新中國留給世界的精神遺產，在國外被認識的程度，可能遠勝於臺灣主體性。領袖不朽的精神，至今仍領導著世界。如果在野陣營不攻擊臺灣是否應有臺灣主體性，改攻擊臺灣主體性在全世界的被認識的程度，除非政府公開說謊還真的很難辯護。不少海外臺灣人都有經驗，表示自己是臺灣人時，對方就會稱讚，臺灣保留最多中國傳統文化；即使真實的情況是，第三世界的人初乍看到臺灣的街景，都會感嘆臺灣保留最多第三世界的文化，民間更俗稱「中華民國美學」。
國際政治層面更麻煩的問題，則是將臺灣視為「兩個中國」當中的「自由中國」；這種過時的認識，在各國建制階層還不在少數，並以此推動對華政策下的臺灣政策。臺灣人也並非天生與中國人有仇，雖然臺灣國內交流因政策受限，但在海外中國留學生與臺灣留學生的交流實亦非冷淡；不分海內外更時常利用自由世界對「多元價值」定義的漏洞，包裝對共產主義的支持。總和上述，如果全世界都不抵抗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於反抗中南海共產主義的信心低落，華府究竟以何立場向臺灣人借兵保衛（沒有臺灣主體性的）臺灣，要求我們對抗「共產中國」？
華府中國通、泛綠親美派與臺灣主體性
若連在民主陣營內部，臺灣主體性在各國公眾與政府間認識稀薄，也被禁止以臺灣主體性維持完整與他國交往的能力，對於臺灣人抵抗解放軍侵略的士氣，必然會有不良的影響。但顯然，美國對於臺灣主體性的承諾，遠低於武器贊助與國際法支援的程度，民主盟友自然有樣學樣。這要歸咎於中國通對於對華政策的控制。臺灣人的公用語為華語，並且我們沒有網路長城作為情報管制，所以定見一旦形成，兩岸專家操縱對中國的整體印象的空間並不大。在全世界，關於中國的議題設定，多半來自於各國的中國通精心設計，面對一群不懂華語的閱聽人。包含臺灣形象在內，也都是對中戰略的一環，跟臺灣認同時常毫無關係。
至少在兩任蔡英文政權，所謂的「臺灣文化」，並未脫離美國的中國通的期待：用於思想武裝臺灣人上戰場，或作為模擬中國的替代品，或用於象徵「民主中國」，而非確立在國際社會中臺灣文化的主體性。蔡英文政權的考量，主要是臺灣相對有求於美國的關係，以及優先爭取經貿協議的目標，所以希望民眾不要有過度的反美情緒。筆者完全認同這個考量合理，但要求民眾不應疑美，則確實非常過分，因為特別是川普政權以後，全世界民主政權也都在懷疑美國衰退，連拜登自己都在就職演說中承認。就算賴清德日語是最近才開始學，若仔細閱讀麥可．葛林的『安倍晉三大戰略』，就會知道疑美在日本還真的是傳統外交理論的一環。從不「反美」到不「疑美」，這種過分的要求，等同任由臺灣主體性，在華府的意識形態前毫不設防：華府並未放棄對其自身內部中國通的支持，由中國通兼任的臺灣專家，也絕不讓北京的利益，高過於東京、首爾或臺北的利益。
過去獨派批評，沒有第七艦隊，蔣介石的政權會立即垮臺；現在即使美國派七個航母艦隊來臺，也不一定能取得勝利。美國人對於臺灣的要求發生了歷史未曾存在的質變：過去美國人的角色是扮演聖誕老公公，塞紅包要臺灣人在中國面前當乖小孩，現在則是扮演啦啦隊，準備從臺灣人當中借兵保衛臺灣，答應塞給臺灣人真槍實彈，並簽給臺灣人棺材本；順帶一提，為了避免美、日、中直接對打，即使美日同盟參戰，戰場必須限定在臺灣。追根究柢，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務會落到如此窘境，原因還得歸咎於貪求中國市場的接觸與擴大政策，至於解放軍藉由中國市場要脅，取得發展侵略武力的資金、人員與技術。美國既不冷凍接觸與擴大政策的始作俑者，也不修正對臺戰略模糊（但卻要求我們對中戰略清晰），臺灣人當然有理由對美國感覺懷疑，臺灣人被捲入美中的戰爭有何利益。
結果，泛綠內部親美派過度焦慮，把打擊「疑美論」列為資訊戰的重點：這下可好，舉國皆知，疑美不是感覺，而是科學理論，民主同盟就能進口現成的。隨後阿富汗淪陷與烏克蘭戰爭，受到疑美論拖累，自衛隊協防臺灣論便由於「不明動力」發酵，使日本學者必須澄清，日本不是迷你美國。還是孫曉雅比較睿智，表態：可以疑美，但要健康。筆者相當肯定蔡英文本人的領袖氣質，但疑美論的發酵，代表其政府於意識形態層面保護外國立場的技術不成熟，導致在資訊戰選錯了防衛據點。事後關於日本防衛政策的假消息能在臺灣發酵，更顯示學日語在臺灣即使是全民運動，也只用來支持無戰略意義的歷史認同和次文化，而非提升公眾對日本外交政策的認識；又可能是被選譯的相關書籍或資訊立場偏頗，導致民眾過高評價日本援助臺灣的行動。問題的癥結也很簡單：臺灣並沒有以臺灣主體性，歸納全球戰略的經驗，所以對於局勢只能各自亂猜、隨意懷疑。
民主同盟與世代交替：新臺灣戰略的可能性？
「臺灣民主好朋友」（總統府的說法）卜睿哲在『艱難的抉擇』當中，涵蓋一種不合時宜的幻想：美國人可以讓臺灣島上的政府如同兩蔣時代般徵用士兵，不須與民主法治和臺灣民意對話。民主同盟應該要認清現實，這種時代早已過去。畢竟加入聯合國並無可能，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的實際難度也很高，臺灣人早已認清「法理獨立」的非現實性。根據過往跨國民意調查，臺灣民眾對於聯合國信任的排名也常為各國倒數。若非法理臺獨派的迷思，恐非臺灣人得懇求進入聯合國，而是聯合國得求我們進入。面對聯合國，我們完全可以更有耐心，更有尊嚴。
另一方面，如同臺獨運動者自己也注意到，臺灣民眾對於所謂「法理獨立」的關心低落；但對於「實質獨立」的相關問題，不分藍綠都會成為外交議題的關鍵。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對於實質臺灣國家利益的建構，可以只單純憑藉「理性」而非「認同」，臺灣即使有所不滿，也應該大局為重。這種觀點忽視歷史認同本身也是戰略經驗的積累。美國戰略家構築全球大戰略時，他們從世界帝國、歐陸強權與海權諸國的興衰汲取經驗：美國的外交與國防專家不斷強調臺灣人應該保衛自己時，也是基於越戰時期同盟整合的失敗、國內左翼的反對，以及隨之而來的反共的虛無感，才產生拯救臺灣失敗而導致美國霸權提前終結的恐懼，並打算將解放軍侵略臺灣的可能解釋成「夢遊」，跟臺灣人實際要不要保衛臺灣無關（這點來看，季辛吉即使邪惡，也並非愚蠢）。日本的大戰略（如果存在）隨著國力衰退而不斷縮水，但直到安倍政權結束為止，也沒有放棄在意識形態層面，對於美國、中國與其餘亞洲地區的平衡，以及從全世界確立日本主體性的需求。臺灣即使是小國，也沒有必要在西太平洋的戰略重要性上升時，在臺灣認同與戰略獨立自我矮化。
若自由世界同意臺灣人在防衛自由世界的重要性，現在正是時候向以臺灣主體性建構的自由民主臺灣（而非自由中國），開放自由世界的時候。2300萬的臺灣人只服從一個獨裁者，獨裁者與其政府當然願意保衛臺灣，但「每一個」臺灣若針對替自由世界協防臺灣計算國家利益，目前可能只會算得利益赤字：畢竟即使人均GDP超越日韓，我們的生活實質還真稱不上是亞洲瑞士。如果自由世界要說服臺灣人對美國乃至民主同盟的信任，恐怕更要認識倚賴單一政治派系的極限，確立說服臺灣各界的管道是暢通的。
同時，日本語世代的凋零也揭示了建構新的國家認同，以此確立實質國家利益，並以此在國際社會確立臺灣主體性的建設性與可能性。2025年除了是學者預估的第一個解放軍攻台年份，也是民主化的時間首次超過戒嚴時期的年份。臺灣認同在反覆實踐的結果，舊意識形態部門的影響力逐漸下降（無論是出於認同鞏固或政治冷漠），經濟與社會部門的影響力則日漸增加，並重新構築新的意識形態結盟。如果並非統獨狂熱者，回頭看上世紀末形成政治爭論的認同問題，都會感到宛若隔世；這些日本語世代用於建構認同的四百年臺灣島史，也隨著臺灣研究的細緻化而不再不可質疑。所有的政黨都有機會，利用新舊世代交替的節點，建構貼合國際現勢，建構走向結合歷史認同與國際戰略的新臺灣認同。
結論：何謂務實的臺獨工作？
在賴清德前往巴拉圭，見證自由中國在海外的精神遺產之際，筆者提醒，僅限於外交議題，這次多數中間選民和泛綠選民都很有動機，看三個政黨都一樣好。特定陣營目前可能很苦惱，因為在臺灣內部的建制缺乏支持，至少在勝選之前；但反過來說，如果該陣營獲勝，可能換賴清德所帶領的黨會更麻煩。對於臺灣外交，也可能短期內會產生如2009年日本民主黨政權一般的混亂；即使長期可能會產生新常態，使短期波動無關緊要。另一方面，即使在野陣營贏得選舉，走向美國擔憂的親中路線，泛綠發動顏色革命的成本並不會太高。是以這些政黨的候選人都有動機，爭取第一任在美國面前表現良好。民眾若預期這點，僅單純強調美國的支持，效果並不會太好。
實際而言，華府中國通最大的利益是維持臺灣內部統獨為基礎的兩黨制，並非單純維持日本自民黨般的一黨獨大制，造成臺灣牌作為美中外交的籌碼受到限制：可見華府中國通「顧全大局」的同時，也沒有放鬆細節算計，這點賴清德陣營應該深有所感。此外，即使美日同盟理應為一體，若臺灣對於美日同盟的想像過度傾倒於華府的角度，日本的決策者與對臺相關人員，恐怕也將抱持一種很複雜的情感。
進而，臺灣總統大選的結果，涉及美國在西太平洋盟國的威望，如同布匿戰爭時，坎尼之於羅馬在義大利盟邦的地位。究竟是臺灣人應該擔心民主同盟對中緩和時，臺灣親中政黨贏得選舉，還是拜登政權應該擔心主張對中強硬時，臺灣親美政黨輸掉選舉？明年歲末拚連任的拜登政權，壓力應該也不小：針對美軍撤離阿富汗和避免美軍出兵烏克蘭，拜登政權對盟友和國內皆解釋成為印太戰略調整，結果新年伊始全世界都知道，西太平洋的坎尼丟給了「親中政黨」，原因是不信賴美國防衛的能力或動機；順帶一提，烏克蘭當前反攻陷入僵局，而克林姆林宮和中南海都清楚，美國選舉在2024年。
賴清德唯一的優點只有安定性，但對於臺灣認同而言，並非不可替代的臺獨工作者：只要有其他候選人承諾不破壞美日同盟的戰略，也可以被美國認識為「務實」。在野政營錯誤將戰爭可能性定義成軍備競賽，提出自廢武功的論述；或者不熟於國際政治，丟出兩岸交流時期的服貿話題，但在野陣營的國際觀畢竟並非不可修正：計算美國與民主同盟在國家利益的不一致，以及挽救臺獨目標的虛無化，兩者也非純粹押寶華府中國通的泛綠親美派的強項。比起美國主導，滿足法理臺獨虛榮心的聯合國議題，結合外交戰略，確保臺灣主體性在國際社會的現實國家利益與尊嚴，才將會是各政黨爭取「臺灣獨立」的戰場。
（本文純粹為作者意見；頭銜敬稱略）
＊作者為東京大學法學碩士，亞洲政治外交史專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