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春鴻觀點:選民和政客浮士德式的交易

2022-08-06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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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前左)訪台與總統蔡英文(前右)會面,其中牽涉台美各黨派的政治風險把控制與政治利益分配。(資料照,美聯社)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前左)訪台與總統蔡英文(前右)會面,其中牽涉台美各黨派的政治風險把控制與政治利益分配。(資料照,美聯社)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總統府設宴,台積電除劉德音,創辦人張忠謀也是座上嘉賓,和碩副董事長程建中等多位企業家都在受邀參加。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裴洛西與劉德音視訊討論最近美國通過的《晶片與科學法案》,該法案將為在美國設立晶片工廠提供520億美元的聯邦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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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2歲的裴洛西雖然是美國政壇舉足輕重的三號要角,但是政治人物的影響力從來就是來去瞬間,尤其是已屆高齡的裴奶奶,在台灣說再多民進黨愛聽的話,可以理解的,都只是幾天前拜登和習近平視訊2個小時默契下,掉在桌下的口水。腦筋沒有失智的台灣人都不可能相信這些場面話代表台灣一旦出事,美國會出兵營救。

政客提出的解決方案幾乎都微不足道

斯蒂芬·R·蘇庫普(Stepen R. Soukup)寫的《喚醒資本的專政:政治正確如何俘獲大企業》(The Dictatorship of Woke Capital: How Political Correctness Captured Big Business)已經明白指出:「在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左派一直在為控制西方文明的機構進行緩慢而有條不紊的戰鬥。在大部分時間裡,「商業」——尤其是美國大企業——仍然是那些相信自由人民、自由市場和私有財產重要性的人的最後堡壘。然而,在過去的20年裡,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左派已經向最後一個非左派機構邁出了漫長的道路。」

不管是左派當道還是右派掌權,政客畢竟精明不過生意人。蘇庫普說:「少數右翼政客已經開始意識到美國商業出了問題,並試圖找出問題並提供解決方案來糾正它。雖然歡迎知名政客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但迄今為止,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幾乎微不足道,原因有很多,包括未能把握問題的範圍、未能了解公司治理機制、以及過度依賴國家強加的自上而下的解決方案。」蘇庫普解釋了左派正在做什麼,以及右派必須如何以及為什麼必須做好準備並願意反擊,以挽救美國商業文化的這一關鍵方面。

政客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動物

雖然生意人知道政客的笨拙,不足以給企業面對的大問題做出甚麼貢獻。但是他們都清楚,政客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動物,他們滿嘴的胡言亂語所造成的政治風險,卻可能在一夕之間摧毀企業努力一世紀的成績。《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和斯坦福大學教授艾米·B·澤加特二人合著的《政治風險:企業和組織如何預測全球不安全》(Political Risk: How Businesses and Organizations Can Anticipate Global Insecurity)對迅速演變的政治風險狀態以及如何應對它進行了考察。

這本名著指出:「世界瞬息萬變。政治風險——政治行動可能對公司業務產生重大影響的可能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響更多企業。上一代人之前,政治風險主要涉及與少數前沿市場的政府打交道的少數行業。今天,政治風險源於越來越多的參與者,包括 Twitter 用戶、地方官員、活動家、恐怖分子、駭客等。本來應該減少商業不確定性和風險的製度和法律往往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中,沒有『安全』的賭注。」

把庸俗的風光留給政客,把龐大的利益做給企業

《政治風險》調查和分析這種不斷變化的格局,企業可以做些什麼來駕馭它,如何透過利益團體遊說國會及政府制訂對企業有利的法案,再「利用」像裴洛西這種人做說客,把庸俗的風光留給政客,把龐大的利益做給企業。《政治風險》同時教育所有人腦筋清楚的人,可以學習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應對這些快速變化的全球政治動態,如何看懂政府如何和企業分贓,政客如何可笑地扮演掌聲下的「英雄」。

我們可以從多個行業公司的成功和失敗,包括航空母艦運營、NASA 任務和其他不尋常的地方的例子中汲取經驗教訓,《政治風險》提供了一個可以在任何組織中部署的同類框架,從初創公司到財富 500 強公司。對政治風險管理採取嚴肅、系統化方法的組織可能不會經常感到意外,並且恢復得更好。沒有正確掌握這些基本知識的公司更有可能措手不及。

世界有三分之一的議會成員和國家元首來自商人

尤有甚者,商人見那笨拙愛現的政客,有時會失去耐心。他們乾脆自己下海當起政客,自己來操盤。這種現象不只出現在所謂的「民主國家」,也出現極權國家,大家都司空見慣。劍橋大學出版社2年前出版,由大衛·薩科尼(David szakonyi)寫的《營利政治:俄羅斯的商業、選舉和政策制定》(Politics for Profit: Business, Elections, and Policymaking in Russia)。

商人在世界各地競選並贏得民選職位,大約3分之1的議會成員和許多國家元首直接來自私營部門。然而,我們對這些政客為什麼選擇離開私營部門以及他們在政府期間的實際行為知之甚少。在《營利政治》中,大衛·薩科尼運用了來自普京時代俄羅斯的大量定量和定性證據,闡明了商人為什麼要參加選舉,以及他們獲勝後對他們的公司和社會的影響。這本書發展了一個關於商人候選人的原始理論,作為一種企業政治活動,以應對經濟競爭和弱勢政黨。薩科尼隨後的證據表明,商人幫助他們的公司獲得巨大的收入和盈利能力,同時優先考慮對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而不是人力資本。這本書最後評估了打擊政治腐敗的政策。郭台銘商人候選人的例子;台積電劉德音、張忠謀哪一天把站在身旁的政客看扁了,難保也要起而代之。

美國前總統川普(AP)
美國前總統川普(見圖)出身地產商,即是營利政治的一個例子。(資料照,美聯社)

為了企業自己的利益,他們應該參與進來

約翰內斯·博南(Johannes Bohnen)寫的《企業政治責任:企業如何加強民主以實現互惠互利》(Corporat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How Businesses Can Strengthen Democracy for Mutual Benefit) 展示了公司如何通過承擔政治責任並將其投資概念擴展到包括政治成分來有效地促進其業務。它表明,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政治條件。換句話說:政治上可持續的管理是一個商業案例。因此,公司應該仔細研究政治和商業界面的機會。

迄今為止,尚未對企業政治責任(CPR)問題進行令人滿意的評估,該問題將概念框架與實施的實際措施相結合。這本書彌補了這種疏忽,並展示了公司如何培養必要的態度並在具體的 CPR 行動領域中運作,並通過圖表和示例進行說明。在這樣做的同時,作者解釋了 CPR 與純粹的遊說或企業社會責任 (CSR) 有何不同。

作者概述了公共領域及其參與者,並展示了他們如何通過政治貢獻來加強國家的績效,從而加強他們自己的績效。公司擁有這樣做的獨特資源,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應該參與進來:特別是公正,但原則上是偏袒的——當涉及到我們這樣的自由生活方式時。

政治和企業的運行成為一種「糾纏」

現代政府已經成為一種特殊的「企業形式」。他們面臨與常規企業相同的問題,例如確定需求和組織生產,並且在系統內以可能導致與市場寄生關係的方式行事。這本書主要植根於政治經濟學,發展了新的理論思想和表述,以解釋為什麼民主是一種難以維持的政府形式。作者探討了有限的政府如何以及為什麼會演變成一個破壞性的政治體系,並尋找擺脫這一過程的方法。

理查德·E·瓦格納(Richard E. Wagner)《政治作為一種特殊的業務:來自糾纏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見解》(Politics as a Peculiar Business: Insights from a Theory of Entangled Political Economy)把政治和企業的運作視為一種「糾纏」獲得許多優秀的學者的讚譽。

政治競爭和市場競爭一樣,是一個發現過程。但政治涉及許多人支付不同的成本來解決一個結果,市場涉及許多人以不同的方式對單一市場價格做出反應。正如瓦格納在這本生動的書中指出的那樣,這兩個過程是「糾纏在一起的」,因此將政治和市場分開的分析會產生誤導。更糟糕的是,隨著為保護經濟自由而建立的機制越來越多地促進了政治控制,政治已經陷入了市場的陷阱。美國的政治是一門生意,一門特殊的生意。瓦格納的書是朝著理解這一事實的原因和含義邁出的重要一步。

選民的「靈魂」和政客浮士德式交易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Randall G. Holcombe教授說:「雖然市場活動和政治活動通常相互獨立地進行分析,但瓦格納證明了它們的相互依存性。他新穎的分析表明,政治的複雜程度遠遠超出了社會科學中通常描述的方式,並表明政治活動與市場活動的共同點比通常公認的要多。這本書提供了廣泛的見解,並促使讀者對政治採取更細緻的看法。」

猶他州立大學威廉·F·舒哈特二世(William F. Shughart II)說 :「瓦格納看到了人類行為的公共和私人領域之間複雜的相互關係(「糾纏」)網絡,其中任何一組行為者都不是獨立於另一組運作的。結合奧地利經濟學的見解,例如在沒有明確的價格和利潤信號的情況下不可能進行經濟計算,公共選擇學者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以及拒絕部分均衡模型而支持關於市場和政府的『系統思考』的分析方法, 政治作為一種特殊的業務範圍廣泛,以提出和回答有關自由社會基礎的重要問題,包括如何取消公民與自負的國家之間的『浮士德式交易』。」政客端出滿漢全席,選民不敵誘惑也就罷了,竟連台北市的新台幣一千多元的重陽節敬老金也可以做為政黨的「政策買票」,選民的「靈魂」怎麼會如此廉價拱手賣給魔鬼?

政治必須創新,黨派僵局必須打破

大多數人認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是一個公共機構,具有崇高的原則和來自憲法的公正規則。實際上,以美國為例,它已成為一個由教科書式的雙頭壟斷——民主黨和共和黨——主導的私營行業,並被參與者之間的不健康競爭所困擾和扭曲。可悲的是,它因此無法為美國的主要經濟和社會挑戰提供解決方案。事實上,我們的政治領導人解決問題和獲得連任之間幾乎沒有任何關聯。

兩年前,哈佛商業評論出版社出版,凱瑟琳·M·蓋爾,邁克爾·E·波特(Katherine M. Gehl, Michael E. Porter)合著的《政治行業:政治創新如何打破黨派僵局並拯救我們的民主》(The Politics Industry: How Political Innovation Can Break Partisan Gridlock and Save Our Democracy)中,商業領袖和開創性的政治創新者凱瑟琳·蓋爾和世界著名的商業戰略家邁克爾·波特採取了一種激進的新方法。他們巧妙地運用商業分析工具——以及波特獨特的五力框架——來展示政治體系如何像其他所有競爭性行業一樣運作,以及雙頭壟斷如何導致我們今天看到的毀滅性後果。

使用這種競爭視角,蓋爾和波特確定了最有力的變革槓桿——一種由兩個關鍵領域的明確選擇組成的戰略:我們的選舉如何運作以及我們如何制定法律。他們的振奮人心的評估和實用的建議打斷了關於各種提議的解決方案的無休止辯論,例如任期限制和競選財務改革。結果:真正的政治創新。

把政治當成「行業」的人,滾吧!

無論在標榜民主的國家,還是被指稱為集權的國家,舉世所見的政治體系,無庸置疑地,已經成為全國最大一筆生意;舉目所見的是不以為怪的政商綜合體,所謂民主的運作,不過是猖獗的遊說和挑撥離間。選舉支出越來越高,已經不是像童文薰律師一樣,有願景、有理想、嫉惡如仇的獨立參選人可以輕易進場的政治遊戲;政黨之間爭奪優勢而激烈競爭,甚至惡鬥。越是被看作成熟的民主國家,越是被少數政黨壟斷,鎖定整個「政治行業」。

然而,當我們回到政治學的課堂嚴肅地質問自己:「這個系統是為誰準備的?」當然是公民。而可悲的是,隨著政治體系轉變為一個「行業」,它也變得完全功能失調,無法為國家的主要經濟和社會挑戰提供解決方案。潛在的改革者無休止地爭論「修復系統」的各種方法,很少有人認真提出,更不用說實施了。你還認命於被政黨、被欺騙你無數次的政客、被滿嘴庸俗一字排開,毫無想像力,把政治當成「行業」的人玩弄於股掌之間嗎?讓我們都互相叫醒彼此,讓我們都給國家、給城市、給自己、給下一代一次新的機會吧!

*作者為文化觀察者,作品集參看JOE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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