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意識／鄉土意識的變遷
1970年代，國民黨仍然壟斷著有關中國與中華民族的論述，面臨保釣運動和鄉土文學論戰的挑戰也未能作出相應的調整，在流行歌曲的領域也只堅持管制手段並強推「淨化歌曲」，將愛國主義做成了陳腔濫調；對於鄉土，亦僅得堅持「健康寫實」路線的影劇與〈小城故事〉那樣簡單純樸的想像，掩蓋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問題，而無能作出前瞻。
現代民歌運動中，也仍有不少與中華民國同心同德的作者，湧現了許多真誠貢獻於中國意識之作，但是此期的青年已未曾見過大陸，只能根據長輩和書本、影劇裡的敘述遙寄想像，故其作品不免過於浪漫而離地；但若真正要講究在地，那便難免如毛鑄倫所說：「最後不是走向獨就是走向統，不管怎樣都會危害國民黨的統治。」
進入1980年代，電影《搭錯車》及其歌曲做出了在安全範圍中直面現代化問題的表率；羅大佑以《之乎者也》、《未來的主人翁》、《家》三張專輯，一口氣在國族與鄉土兩大問題上直陳了當代人身處於滄桑陵替之中的危疑與悵惘，如〈將進酒〉便將民歌時代對故國大陸的浪漫想像，變為諷刺這種想像之虛浮的自我解嘲。如此，羅大佑犀利地使流行歌曲裡的中國與鄉土更加貼近了那「正在失落之中」的情實。這是藝術與文學上的大貢獻。另一方面，1983年投奔大陸的侯德健也帶去了較成熟的流行歌曲製作概念，並在實地采風之後推出了《新鞋子舊鞋子》等專輯。於是，在國族與鄉土兩大問題上，羅、李兩人以不同的取徑，在解嚴之前做出了他人難以企及的成績。
至兩岸開放探親，1988年解嚴至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前，創作者得以擱置政治問題，親身前往大陸尋訪故事與新聲如〈北京一夜〉，亦可直面禁忌，對國共兩黨嘻笑或怒罵，如譴責六四的〈歷史的傷口〉，又或者是靜心梳理歷史記憶如〈心底的中國〉，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於是在「中國」主題上出現了最成熟的一批作品，尤其移師香港、創辦音樂工廠的羅大佑更交出了《愛人同志》及《戀曲二○○○》等氣慨恢弘之作。
然而，在李登輝主政中後期，台灣人的中國認同已漸被本土主義和台獨思想削弱；2000年民進黨上台執政，更著意加劇了這等趨勢；加以新一輩青年對中文傳統漸漸生疏，中國主題的台灣流行歌曲，遂難再見到如以往般嚮往宏大格局、深遠情懷之作，取而代之的是淺碟化、片面化的「中國風」，如方文山的詞作；或是抽空原有寓意，代以不經意的解嘲和戲謔，如王力宏、糯米團版本的〈龍的傳人〉。主流中亦有面向大陸市場，投合大國夢的作品，如S.H.E的〈中國話〉，然而便被傾向台獨的學者與民眾猛烈批判，其詞又只是搬弄一些繞口令與簡單的誇耀，也讓心向中華者難以迴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