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出入有司機，在家有佣人，我的表弟妹平時手上拿的是黑莓機，但一聽到回教徒誦經或開車經過清真寺的時候，他們其實很害怕。我的印尼表親用的是印尼文姓名，叔叔阿姨輩彼此之間說客家話和福建話，表兄弟姊妹之間卻是說印尼話。我不通印尼語，表弟和我的客家話也是只能聽不能說，最後我們溝通用的是各自帶有台灣腔和印尼腔的英語。種族歧視成為許多印尼華人出走的動力，但讓我媽願意遠渡重洋來到台灣，卻是因為當時的流行文化及經濟。
我媽很愛聽鄧麗君的歌曲，在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鄧麗君用印尼語翻唱的歌，像是《小城故事》，甚至出版印尼語專輯。我後來才發現《甜蜜蜜》原是一首印尼民謠《Dayung Sampan》。在那個時代，台灣和印尼的連結好像比較深呢。印尼的電影院上映胡金銓的武俠片，所以我媽對成龍、洪金寶、二秦二林都很熟。流行的電影和音樂，簡單說就是迷妹嘛。我媽有考慮要嫁到香港還是台灣，後來她選了台北。四分之一個世紀後，表弟和我聊的是日本動漫哆啦A夢，問到對於台灣的認識，他從櫃子裡拿出花樣少年少女的盜版DVD。反而是我比較慚愧，沒看過花樣少年少女，對印尼的流行文化也不熟，一個例子都舉不出來。
我媽說她二十五歲的時候，有機會到香港去，但那時候她還沒錢買機票，去的話沒得選老公，等到二十九歲才賣掉她有的黃金，用足夠在雅加達買下一間小房的錢，換取一張到台灣的單程機票，她拿著觀光簽證，來到台北製作項鍊和成衣，在這半年內想辦法結婚、拿到身分證。和她其他的姊妹不同的是，她的婚姻是自己賣的，沒有經過仲介抽成，她擁有選擇新郎的權力（儘管也沒多大），結婚時的聘金就由她自己收著。她雖然在鄉下學過中文，但隔了十多年以後也忘得差不多，二十九歲剛到台灣的時候一句話也不通，先嫁到台灣的遠親姊妹跟她用客家話溝通，二十年後，她可以自己一個人搭公車、捷運通勤，看民視的八點檔連續劇，還會唱閩南語歌《家後》。平常買東西的時候，菜販都跟她說閩南語，她回國語，兩個人溝通無礙，攤販好像也根本沒發現她講國語的樣子。
近三十年來，她只回過印尼三次，分別在我五歲、十二歲和二十二歲的時候。我們家也沒有關於印尼的任何事物，像是唱片、書籍或什麼。我們在家中說國語，我媽幾乎忘了該怎麼說印尼話，即使和親人打越洋電話也都是講客語。直到她在公園裡看見推輪椅的印傭，覺得很好奇，那時我也上了大學，覺得不用擔心自己會被誤認為移工，跟她說可以主動找移工聊聊，畢竟移工的生活真的很辛苦，能聊上兩句解悶也不錯吧。剛開始我媽礙於華人的外表（＝台灣人），印尼語又忘了大半，幸好對方中文不錯，兩人就用印尼語摻雜中文聊了起來。在另一個國家的公園，這兩個在印尼永遠不會說到話的人，突然就變成了同鄉。移工期滿要回家的時候，還會跟我媽道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