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中國在這場危機期間的行動，縱非全部，至少讓一部分人減輕了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在一九九○年代，中國也像東南亞各國經濟體一樣經濟不斷成長，而且年均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十，比絕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快得多。但由於經濟不完全自由開放，中國得以避開危機。中國的經濟所以成長，主要依靠龐大外資，特別是來自臺灣與東南亞華僑的資金，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過後，西方國家與日本減少對中國的投資，但拜臺灣與東南亞資金繼續大量湧入之賜，中國得到的外資不降反升。在這個充滿挑戰的緊要關頭，北京做了三件事讓東南亞國家對中國人產生好感：（a）中國不像西方人那樣不斷指控東南亞國家「貪腐」、「任用親信」與「裙帶關係」；（b）在危機期間，若干東南亞國家被迫將貨幣貶值，但北京沒有這麼做；（c）一九九八年五月，當印尼發生排華暴力事件時，中國沒有進行干預。北京若是做了以上三件事中任何一件，都會重燃冷戰期間的回憶。新加坡外交官孫合記與皮普拉派．比沙普特拉（Pimpraphai Bisalputr）說：
「隨著東南亞商業團體在中國境內作業的重要性越來越高，特別是海外華人在各居住國控有的該國國家財富往往高得不成比例，因此東南亞各國政府的顧慮自然也有增無減。針對海外華人忠誠度的古老疑慮再次抬頭，也促使地主國政府再一次產生華人究竟向誰效忠的問題。」
這場金融危機為東南亞與中國的關係，開啟了一段幾近長達十年的蜜月期。王景榮（OngKeng Yong，譯注：曾任東協秘書長）回憶說，「……直到二○○九年，中國決策人士以一種不同的眼光看待東協，以一種西方人眼中粗俗的方式與東協打交道」。一般認為，由於這場金融危機，東協「在與外在世界打交道時—特別是在與中國談判南海群島爭議時—立場軟弱得多」。但中國對這場金融危機的反應，為孱弱的東協諸國帶來一線希望，認為崛起的中國有助於區域和平。
作者介紹：洪清源（Ang Cheng Guan）
倫敦大學博士（PhD. University of London）。專業領域為當代亞洲的國際史，專注於東南亞。現為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RSIS）副院長與東南亞國際史教授，曾擔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防和戰略研究所（IDSS）副所長及研究主管、新加坡國家教育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人文與社會學教育研究主管。
主要著作有：《越南共產黨與中國的關係及第二次印度支那衝突，1956-1962》（Vietnamese Communist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Conflict, 1956-1962，1997年）、《越戰的另一面：越共的觀點》（The Vietnam War from the Other Side: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s’ Perspective，2002年）與其續作《結束越戰：越共的觀點》（Ending the Vietnam War: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s’ Perspective，2004年）、《東南亞與越戰》（Southeast Asia and the Vietnam War，2010年）、《李光耀的戰略思想》（Lee Kuan Yew’s Strategic Thought，2013年）、《新加坡、東協與柬埔寨衝突，1979-1991》（Singapore, ASEAN and the Cambodia Conflict, 1979-1991，2013年）、《東南亞的冷戰：一部詮釋的歷史》（Southeast Asia’s Cold War: An Interpretive History，2018年）、《東南亞條約組織》（The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sation，2022年）、《李光耀戰略思想再評價》（Reassessing Lee KuanYew’s Strategic Thought，2023年）、《新加坡大戰略》（Singapore's Grand Strategy，2023年）等。
另有論文發表於《亞洲調查》、《當代史學雜誌》、《戰爭與社會》、《戰爭史》、《澳大利亞國際事務期刊》、《安全對話》、《東南亞研究》、《冷戰史》、《亞洲安全》與《亞洲研究評論》等期刊。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八旗文化《東南亞的當代新秩序：後冷戰時代的東南亞國際關係史 - 對內成立區域共同體，對外走出中美博奕之路》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