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為「獨強」的政策優先，是後冷戰時代經濟掛帥作法的最佳寫照。大衛．羅斯可夫（David Rothkopf）在有關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的記述中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利益似乎正轉向經濟考慮」。這不僅因為美國關心自己的成長，或因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名詞之後與一九九三到二○○一年之間主政的柯林頓政府結下不解之緣），最重要的是，因為在每一個案例中，「外交政策工具箱的最佳工具都是經濟」。新成立的「國家經濟會議」（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重要性超越冷戰期間成立的國家安全會議。第一章提到的「東亞戰略倡議III」（一九九五年二月），強調促進海外民主是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三大目標之一。柯林頓政府堅信，民主國家彼此之間不會打仗。也因此，如果區域內能有更多民主國，亞太地區與美國會更安全。不過亞太地區其他國家未必都抱持這種觀點。
如第一章所述，東協一直努力讓美國全面投入東南亞。但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亞洲事務處，只有兩名專業官員負責東亞與東南亞事務。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一九九四到一九九七年間擔任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處主任）回憶說，「在國家安全會議高層，找不出一個有能力與經驗、能以全面與戰略性方式處理亞洲問題的人」。美國國務院的情況也一樣。
當東南亞更需要美國介入之際，亞洲金融危機卻讓美國投入的難度更高。裙帶資本主義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論點，再加上後冷戰時代的焦點轉入人權問題—特別是美國尤其如此—更使美國對東南亞興趣缺缺。更何況就在東南亞陷於困境這段期間，柯林頓總統本人也因蒙妮卡．呂茵斯基（Monica Lewinsky）性醜聞事件而焦頭爛額。這件醜聞幾乎讓他在一九九八年年底遭到彈劾。據說，一名亞洲政界領導人當時對一名美國高級外交官說，「……在這一刻，最讓我們難以承受的，就是一個喪失行為能力的總統，與對這裡不屑一顧的華府」。
亞洲金融危機讓東協對美國的態度產生一種矛盾：一種既憂心又憤怒的複雜之情。一方面，有鑒於在一九九三到九四年墨西哥經濟危機，以及一九九八年巴西與俄羅斯經濟危機期間，華府都曾迅速出手馳援，許多亞洲人重燃「遭到美國拋棄的舊恐懼」，認為東協國家—（除越南以外）都是美國的老盟友—對美國已經不再具有（經濟）重要性。另一方面，誠如柏格所說，在一九九七年下半年，「美國透過國際貨幣基金在東亞建立霸權的論點再次出現」。但到一九九八年，國際貨幣基金「看起來越來越不行，原本不佳的情勢更加惡化」。迪布等人指出，東協國家出現「反西方，反國際貨幣基金情緒」，「至少對美國如此」。東協諸國認為，華府只知一味強推它的新自由派作法，強調「以自由化與解除規範推動經濟進步」，對東南亞國家的命運大體並不同情。還有人認為，美國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者，因為這場危機使大批國際資金湧入美國。傑夫瑞．巴索雷（Jeffrey Bartholet）一九九八年二月二日在《新聞週刊》（Newsweek）撰文提出警告說，「美國越是想將本身意志強加在這個地區，引起反美情緒的可能性也越大……現在，美國、歐洲與其他外國公司能以跳樓大拍賣價買進亞洲資產；讓這些外來客更像投機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