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代第一個五年期間大體上有一種樂觀意識。在亞洲金融危機於泰國爆發前一個月的一九九七年七月，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陳慶炎（Tony Tan），在「亞洲太平洋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第一屆大會召開時發表的以下演說，頗能說明當時的情境：
「人們常說二十一世紀是亞太世紀……亞太各國的經濟在這段期間都有迅速成長。根據預測，到二○一○年，單是東亞就佔有全球生產成長的三分之一。預期東亞各國產值將佔有全球新購買力與進口需求的百分之四十。亞太地區在經濟成長上將超越世界其他地區。遠景光明……」
陳慶炎這篇演說的關鍵訊息是，「除非享有和平與安定，國家不能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一個月以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迅速將（經濟）奇蹟轉為泡影，或套用（危機爆發期間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的說法，將「亞洲老虎變成亞洲小貓」，迫使有關當局對區域政治與安全環境，甚至對東協本身進行重估。在這以前，「繁榮與安定攜手並進」始終是人們心目中的金科玉律。保羅．迪布（Paul Dibb）、大衛．海爾（David Hale）與彼得．普林斯（Peter Prince）形容這場危機是「後冷戰時代國際秩序的指標事件」，並且進一步指出，「自一九三○年代以來，全世界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大規模的一場經濟動亂」。有鑒於一九九○年代經濟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度是世人心目中創造東亞經濟奇蹟要件的「以國家為核心的東亞經濟模式」，現在成為這場危機的導因，東協的信譽與地位也因此受到重創。
在一九九七年八月以前，大多數人會同意大衛．迪能（David B.H. Denoon）與艾芙蘭．考伯特（Evelyn Colbert）的看法，認為「隨著一九九七年與它的第三十周年將屆，東南亞國家協會似乎完全有理由可以大肆慶祝……」但儘管在那年的七到八月，仍有人認為可以堵住剛爆發的金融危機，這種喜悅很快化為憂愁。一九九七年八月四日，新加坡外交事務與法部部長賈亞庫馬（Jayakumar）教授在東協圓桌會議發表主題演說時，甚至說，「今天，東協已經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況下取得成功。東協各國都有迅速的經濟成長。東協成為區域合作最佳模範，是開發中國家最成功的類似組織。」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技術性原因，本文無須贅述。根據事後觀察達成的共識，這場危機是過多的短期外資，與受害國的不當金融監管等因素加總在一起造成的結果。用桑賈維魯（S.M.Thangavelu）與楊義偉（Yong Yik Wei，譯音）的說法，造成這場危機的主因是「宏觀經濟與體制性軟弱」。
用馬克．伯格（Mark Berger）的說法，這場危機的導火線是「一場金融恐慌引發投資人信心與市場期待的一波急遽而且沒有必要的轉移，從而導致資金從這個地區迅速出走，造成貨幣崩盤」。在經過一番沉澱之後，到一九九八年的年底，人們將這場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納於三點：貪腐、任用親信與裙帶關係。這樣的說法簡單明瞭，就連外行人也一看就懂。姑且不論對錯如何，這是一般人記憶中造成一九九七到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起因。
本文的討論偏重於這場危機的戰略後果，以及危機對東南亞造成的衝擊。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這些理論上屬於國內事件的問題對亞太、東協、以及東協的對外關係造成的衝擊。如前文所述，這場危機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於泰國爆發。一開始一般認為不過是泰國的一次貨幣危機。但沒有人料到這場危機之火迅速蔓延，燒到泰國境外。到七月八日，馬來西亞中央銀行被迫干預，以保護「令吉」（ringgit，馬國貨幣）。到七月十一日，菲律賓將「披索」（peso，菲律賓貨幣）貶值，並向「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求助，印尼也忙著對抗有關「盧比」（rupiah，印尼貨幣）的投機買賣。到同年十月，危機已經漫燒到香港與南韓。
這場危機導致泰國與馬來西亞等兩個東南亞國家的領導層易主。在泰國，乃川（Chuan Leekpai）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取代差瓦立．永猜裕（Chavalit Yongchaiyut）成為首相；在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穆罕默德雖保住了首相大位，但由於在如何解決這場危機的問題上看法分歧，將他的副手、財政部長安華．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免職，並逐出「巫統」（UMNO，馬國執政黨）。安華是馬哈地的多年政治盟友，一般認為是馬哈地的接班人。但這場危機造成的最劇烈的政治事件，是印尼總統蘇哈托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下台。蘇哈托早自一九六七年起就在印尼掌權。印尼是東協的主要台柱。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一日起，印尼加大盧比的匯率波動區間，以對抗投機炒作，印尼經濟也隨之下滑。八月，印尼政府放棄盧比兌美元固定匯率。此舉導致盧比重挫，以及國際貨幣基金於一九九七年十月、一九九八年一月與二月的出手干預，造成國內動亂，終於迫使蘇哈托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台。事後回顧，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尼政治轉型雖說相當成功，楊榮文（George Yeo，當時擔任新加坡內閣部長）回顧說，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印尼舉國陷於分裂險境」，「能夠相對順暢的轉型邁入現代民主純屬意外」。印尼與馬來西亞的政治動亂，也影響到雅加達與吉隆坡與新加坡的關係。這場金融危機對富有的新加坡影響不大，有人認為—不論對或不對—新加坡沒有向它的陷於財政困境的鄰國伸出援手。也因此，賈亞庫馬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四日說的那番話遭到打臉：亞洲金融危機顯示東協不是區域合作的真正範例。這場危機證明，東協會員國不僅不能在危機期間彼此互助，在極度緊繃情況下，潛伏會員國之間的緊張關係還會浮現。東協三個軸心成員—印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在危機期間的表現說明，「東協的貢獻主要在於避免會員國之間的衝突，而不在解決衝突」。東協的團結或許比實際狀況膚淺得多。
美國作為「獨強」的政策優先，是後冷戰時代經濟掛帥作法的最佳寫照。大衛．羅斯可夫（David Rothkopf）在有關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的記述中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利益似乎正轉向經濟考慮」。這不僅因為美國關心自己的成長，或因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名詞之後與一九九三到二○○一年之間主政的柯林頓政府結下不解之緣），最重要的是，因為在每一個案例中，「外交政策工具箱的最佳工具都是經濟」。新成立的「國家經濟會議」（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重要性超越冷戰期間成立的國家安全會議。第一章提到的「東亞戰略倡議III」（一九九五年二月），強調促進海外民主是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三大目標之一。柯林頓政府堅信，民主國家彼此之間不會打仗。也因此，如果區域內能有更多民主國，亞太地區與美國會更安全。不過亞太地區其他國家未必都抱持這種觀點。
如第一章所述，東協一直努力讓美國全面投入東南亞。但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亞洲事務處，只有兩名專業官員負責東亞與東南亞事務。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一九九四到一九九七年間擔任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處主任）回憶說，「在國家安全會議高層，找不出一個有能力與經驗、能以全面與戰略性方式處理亞洲問題的人」。美國國務院的情況也一樣。
當東南亞更需要美國介入之際，亞洲金融危機卻讓美國投入的難度更高。裙帶資本主義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論點，再加上後冷戰時代的焦點轉入人權問題—特別是美國尤其如此—更使美國對東南亞興趣缺缺。更何況就在東南亞陷於困境這段期間，柯林頓總統本人也因蒙妮卡．呂茵斯基（Monica Lewinsky）性醜聞事件而焦頭爛額。這件醜聞幾乎讓他在一九九八年年底遭到彈劾。據說，一名亞洲政界領導人當時對一名美國高級外交官說，「……在這一刻，最讓我們難以承受的，就是一個喪失行為能力的總統，與對這裡不屑一顧的華府」。
亞洲金融危機讓東協對美國的態度產生一種矛盾：一種既憂心又憤怒的複雜之情。一方面，有鑒於在一九九三到九四年墨西哥經濟危機，以及一九九八年巴西與俄羅斯經濟危機期間，華府都曾迅速出手馳援，許多亞洲人重燃「遭到美國拋棄的舊恐懼」，認為東協國家—（除越南以外）都是美國的老盟友—對美國已經不再具有（經濟）重要性。另一方面，誠如柏格所說，在一九九七年下半年，「美國透過國際貨幣基金在東亞建立霸權的論點再次出現」。但到一九九八年，國際貨幣基金「看起來越來越不行，原本不佳的情勢更加惡化」。迪布等人指出，東協國家出現「反西方，反國際貨幣基金情緒」，「至少對美國如此」。東協諸國認為，華府只知一味強推它的新自由派作法，強調「以自由化與解除規範推動經濟進步」，對東南亞國家的命運大體並不同情。還有人認為，美國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者，因為這場危機使大批國際資金湧入美國。傑夫瑞．巴索雷（Jeffrey Bartholet）一九九八年二月二日在《新聞週刊》（Newsweek）撰文提出警告說，「美國越是想將本身意志強加在這個地區，引起反美情緒的可能性也越大……現在，美國、歐洲與其他外國公司能以跳樓大拍賣價買進亞洲資產；讓這些外來客更像投機商。」
反之，中國在這場危機期間的行動，縱非全部，至少讓一部分人減輕了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在一九九○年代，中國也像東南亞各國經濟體一樣經濟不斷成長，而且年均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十，比絕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快得多。但由於經濟不完全自由開放，中國得以避開危機。中國的經濟所以成長，主要依靠龐大外資，特別是來自臺灣與東南亞華僑的資金，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過後，西方國家與日本減少對中國的投資，但拜臺灣與東南亞資金繼續大量湧入之賜，中國得到的外資不降反升。在這個充滿挑戰的緊要關頭，北京做了三件事讓東南亞國家對中國人產生好感：（a）中國不像西方人那樣不斷指控東南亞國家「貪腐」、「任用親信」與「裙帶關係」；（b）在危機期間，若干東南亞國家被迫將貨幣貶值，但北京沒有這麼做；（c）一九九八年五月，當印尼發生排華暴力事件時，中國沒有進行干預。北京若是做了以上三件事中任何一件，都會重燃冷戰期間的回憶。新加坡外交官孫合記與皮普拉派．比沙普特拉（Pimpraphai Bisalputr）說：
「隨著東南亞商業團體在中國境內作業的重要性越來越高，特別是海外華人在各居住國控有的該國國家財富往往高得不成比例，因此東南亞各國政府的顧慮自然也有增無減。針對海外華人忠誠度的古老疑慮再次抬頭，也促使地主國政府再一次產生華人究竟向誰效忠的問題。」
這場金融危機為東南亞與中國的關係，開啟了一段幾近長達十年的蜜月期。王景榮（OngKeng Yong，譯注：曾任東協秘書長）回憶說，「……直到二○○九年，中國決策人士以一種不同的眼光看待東協，以一種西方人眼中粗俗的方式與東協打交道」。一般認為，由於這場金融危機，東協「在與外在世界打交道時—特別是在與中國談判南海群島爭議時—立場軟弱得多」。但中國對這場金融危機的反應，為孱弱的東協諸國帶來一線希望，認為崛起的中國有助於區域和平。
作者介紹：洪清源（Ang Cheng Guan）
倫敦大學博士（PhD. University of London）。專業領域為當代亞洲的國際史，專注於東南亞。現為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RSIS）副院長與東南亞國際史教授，曾擔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防和戰略研究所（IDSS）副所長及研究主管、新加坡國家教育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人文與社會學教育研究主管。
主要著作有：《越南共產黨與中國的關係及第二次印度支那衝突，1956-1962》（Vietnamese Communist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Conflict, 1956-1962，1997年）、《越戰的另一面：越共的觀點》（The Vietnam War from the Other Side: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s’ Perspective，2002年）與其續作《結束越戰：越共的觀點》（Ending the Vietnam War: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s’ Perspective，2004年）、《東南亞與越戰》（Southeast Asia and the Vietnam War，2010年）、《李光耀的戰略思想》（Lee Kuan Yew’s Strategic Thought，2013年）、《新加坡、東協與柬埔寨衝突，1979-1991》（Singapore, ASEAN and the Cambodia Conflict, 1979-1991，2013年）、《東南亞的冷戰：一部詮釋的歷史》（Southeast Asia’s Cold War: An Interpretive History，2018年）、《東南亞條約組織》（The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sation，2022年）、《李光耀戰略思想再評價》（Reassessing Lee KuanYew’s Strategic Thought，2023年）、《新加坡大戰略》（Singapore's Grand Strategy，2023年）等。
另有論文發表於《亞洲調查》、《當代史學雜誌》、《戰爭與社會》、《戰爭史》、《澳大利亞國際事務期刊》、《安全對話》、《東南亞研究》、《冷戰史》、《亞洲安全》與《亞洲研究評論》等期刊。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八旗文化《東南亞的當代新秩序：後冷戰時代的東南亞國際關係史 - 對內成立區域共同體，對外走出中美博奕之路》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