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如此，對日本侵略採取行動的壓力依舊持續升溫，特別是日本軍機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揚子江擊沉美軍炮艇「帕納號」（USS Panay），造成五死四十八傷的事件之後。西方輿論開始強烈譴責日本，羅斯福政府也要求嚴懲兇手。雖然美國政府還不打算派遣海軍進入華東，羅斯福本人對經濟制裁的態度卻已開始轉變。他私底下與顧問們討論民主國家如何可能對法西斯國家實施不宣而戰的經濟戰：如果義大利與日本可以不宣而戰，美國為什麼不可以？羅斯福告訴財政部長摩根索，他要使用「不宣戰的打法」。美國於是「不稱經濟制裁為制裁，而稱其為隔離」。羅斯福總統堅持「我們要像日本及義大利一樣聰明，要以現代手段辦好這件事」。財政部法律顧問奧里芬（Herman Oliphant）稱這種國力投射的新方式為「發動和平」（waging peace）。
當摩根索與英國時任財政大臣西蒙討論對付日本的經濟方案時，英國財政部官員也研究如何效法國聯對義大利採取的進口禁運，用外匯管制手段削減日本的出口營收。困難點在於，美國與大英帝國都享有對日貿易的巨大順差，外銷日本賺進的外匯，比日本從美英兩國賺取的更多。財政部的結論因此類似貿易與封鎖顧委會的看法：制裁在一兩年內不會有重大效果。如果不願意長期糾纏日本經濟，而是只想收立竿見影之效，那麼制裁不會有用。
儘管日本透過道歉賠款的方式消弭了帕納號危機，但中日戰爭仍舊方興未艾。如何用非戰爭手段壓制日本，仍是一項有待處理的難題。一九三八年春，曾任中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顧維鈞，便不斷透過其廣大人脈與滔滔雄辯，懇請西方國家動員金融援助：或透過《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第三項，或直接援助中國。蘇聯外長李維諾夫表示，莫斯科願意支持英、法、蘇的聯合援助方案。但在歐洲各國忙著重整軍備的情況下，英法政府都表示自己的工業產能不足，無法為規模如此龐大的中國軍隊生產武器。也就是說，西方關注的重點仍是經濟武器的負面制裁而非正面援助。塞西爾在倫敦撰文，對日本繼續在美國購買飛機一事表示擔憂，質問羅斯福難道不瞭解「這件事造成的巨大憤慨嗎？」
在得不到實質援助的情況下，中國依舊交出了不凡的抵抗成果。日本本想以地跨日本、滿洲國、朝鮮、華北與臺灣的日圓區為基礎，打造自給自足的東亞經濟區戰略計畫，也因為中國的抵抗而被迫推遲。蔣介石放棄上海，退守中國內陸，發動長期游擊戰，讓日軍陷於泥沼。近衛文麿首相原本計畫耗資一億日圓，以三個月為期限，動用三個師的兵力發動懲罰性遠征。結果到一九三八年春，這項軍事行動已經動用二十個師，投入二十五億日圓的緊急預算，幾乎占例行政府預算的九成。為了裝備與供養這支軍隊，日本對民用工業實施嚴厲的資金與進口管控，幾乎徹底縮減了日本在國際市場賺取外匯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