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德國與義大利，日本對於自給自足的關注也根植於一次大戰。在研究過一次大戰的歷史之後，日本軍方菁英深信，自明治維新以來始終是日本楷模的德意志帝國，其遭到協約國封鎖的慘痛經驗對日本來說是一項切膚的教訓。
受到「最終戰爭」（即認定東西方終有一戰）理論影響，以石原莞爾為首的一代青年軍官主張向外開拓物資與領土，讓日本可以在未來的長期消耗戰中存活。石原莞爾與他的支持者因此主張，要在一九三二年成立的滿洲國建立資源密集的工業重鎮。為了提供日本本島欠缺的資源，日本人希望能把東亞大陸建設成推動「戰略自給自足」的基地。
儘管極端民族主義者迷戀滿洲國，日本政府仍舊持續推動相對自由的貿易，同時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保持高度依存的立場。這主要是因為受到大藏大臣（相當於日本的財政大臣）高橋是清的影響，因為他過去致力於再通膨與國家主導的投資計畫，曾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為日本帶來一波經濟榮景。某種程度上，日本的經濟開放與它的經濟成長模式高度相關：日本的工業仰賴鋼鐵、紡織與絲綢產業，需要從海外進口大量的鐵礦、棉花、羊毛與生絲。日本商船隊是全球第三大商船隊，主要營運亞洲域內貿易，也是日本外匯的重要來源。除此之外，日本也並非德國或義大利的天然盟友。事實上，大多數日本民眾都同情遭到義大利帝國主義入侵的衣索比亞。日本人也普遍認為，義大利與衣索比亞的戰爭顯示全球各大國正在加速競爭，因此日本得盡快在東亞建立以東京為核心的經濟圈，才能應對即將到來的挑戰。
一九三六年二月，當歐洲人還在等待國聯石油制裁的決定時，支持極端民族主義的陸軍軍官卻暗殺了高橋是清。高橋是清死後，掌權的年輕改革派官僚加速推行重整軍備。由於日本經濟愈來愈走向中央集權與軍事化，加上國內經濟與國際貿易夥伴高度連結，國際緊張情勢於是逐漸升高。軍事擴張消耗太多資源，逆轉了日本貿易收支的價格結構。由於進口煤與鐵礦的價格漲幅遠遠超過出口價格，造成前所未有的資源短缺。更危險的是，這些進口量不斷增加的原物料，絕大多數來自美國與大英帝國，而這兩國正是最可能反對日本稱霸東亞的國家。一九三六年，日本有七十二％的鐵礦，九十二％的廢鐵，九○％的錳礦，九十七％的銅，八十五％的鋅，八十六％的原棉，七○％的石油與七十四％的橡膠，皆是仰賴美國與大英帝國的供應。
日本在經濟上愈來愈仰賴西方，在政治上卻與西方漸行漸遠，這種脫節現象增加了經濟制裁的風險。但日本菁英派系林立，各派對於日本的最大威脅看法不一。石原莞爾與支持最終戰爭論的軍官們，認為最大的威脅來自蘇聯，認為蘇聯始終是日本在亞洲大陸擴張的主要障礙。相對而言，日本帝國海軍比較關注美國，因為美國握有菲律賓與太平洋諸島，截斷了日本的南進之路。事實上，蘇聯與美國都有可能運用經濟壓力對付日本。蘇聯可以透過國聯理事會的席位，美國則可以聯合歐洲與中國盟友對日本施壓。為了因應這種可能的劇本，日本開始研究墨索里尼的反制裁運動。日本大藏省派遣密使前往義大利，研究義大利如何對抗制裁。日本的技術官僚對於古亞尼利的外匯樽節措施尤感興趣。
對日本來說，義大利的反制裁措施不僅有防患未然之效，還能夠立即派上用場。就在日本經濟開始撞上發展瓶頸之際，主導財政的大藏省因為高橋遇刺案而愈來愈難以拒絕軍方增加開支的壓力。大規模海外採購於一九三六年展開，造成進口量爆增，經濟過熱與通膨惡化。國內工業管理也無法再置身外貿管控之外。為抑制這類開支，日本政府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實施外匯管制特許制度。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也成為軍方發展自給自足技術的試驗場。實業家與滿洲國的策劃者招聘法本化工公司（IG Farben）的人員，運用德國燃料氫化科技開發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龐大的煤礦資源。到一九三七年夏，支持最終戰爭論的軍官與改革派官僚已準備提出一項謀求全國性自給自足的計畫，希望能獲得國會批准。
這項計畫因中國境內情勢生變而中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一支日本衛戍部隊在北京西郊的盧溝橋與親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國軍隊發生衝突。如果日本當時仍是國聯會員國，這次事件應該會是國聯主導談判謀和的絕佳機會。中日雙方都有不少人反對將態勢升高。但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反而是中國領導人更擔心局勢拖延下去會往更不利的方向發展。由於日本在中國華北的商業利益不斷擴張，蔣介石擔心萬一這次對日本退讓，未來就更不可能整合群雄割據的華北各路兵馬。七月十日，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在華府的一次午餐會中告訴美國國務院，「中國準備與日本打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因為每過去一年，日本就會變得比中國更強一點。」
七月九日，蔣介石下令六個師北上。五天後，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宣布動員。當時日本內部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極度分裂。支持最終戰爭論的滿洲國軍官主張維持和平，因為這樣才能達到長期自給自足的目標。石原莞爾曾是一九三一年瀋陽事變（九一八事變）的主謀，但他卻在一九三七年反對進一步向中國內陸擴張。他警告日本政府，日本如果繼續深入，中國就會像當年「西班牙對拿破崙一樣.......成為一個無底沼澤」。最後，強硬派與溫和派達成妥協：日本將派遣三個師到華北進行有限的軍事行動，時間不超過三個月，目標為迫使蔣介石求和。
八月間，儘管雙方都沒有正式宣戰，中日戰爭已經全面展開。中國動員五十萬人保衛上海，上海於是淪為惡戰戰場。在西方國家對是否進一步制裁義大利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後，蔣介石認定他不能指望國際聯盟或美國會提供任何援助。他在八月七日告訴部屬，「美國與英國在精神上與我們同在......但如同義大利的事例所示，他們並不可靠。」由於缺乏來自海外的有力經濟援助，蔣介石決定對日本進行全面抗戰，以維護中國的國家存續。儘管如此，他仍舊希望能獲得外援。同樣是在八月，日本海軍為報復中國船隻運送武器給國民黨，以「濫用旗幟」為由對華南海岸展開平時封鎖。日本就在反海盜維和措施的巧立名目下，成為第一個在沒有正式宣戰的戰爭中，使用有組織經濟壓力的非西方國家。日本對中國的這場封鎖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五年，是二十世紀歷時最久的海上封鎖之一。
美國的羅斯福政府猶豫不決，遲遲不願宣布中日之間已經進入戰爭狀態。因為一旦宣布，那美國就必須根據那年四月通過的第三版中立法啟動武器禁運。羅斯福傾向支持中國，因此不願宣布一視同仁的武器禁運，因為當時中國十分依賴從德國與捷克進口武器裝備。相較於能夠自我武裝的日本，無差別式的武器禁運只會對中國產生更大的打擊。法國也同樣認為，只要有可能透過談判解決這場衝突，就應該避免「祭出《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的經濟制裁」。
羅斯福總統對中國人的同情與日俱增。十月五日，他在芝加哥發表演說，宣稱「一場無法無天的全球瘟疫正在擴散」，而且「若真的有流行病開始散布，人類社群往往會攜手將病人隔離，阻止疾病繼續散布，以保護社群健康」。這篇「隔離演說」震驚全球觀察家。美國國會中的反干預派發現，政府即將背離他們奮力維護的中立立場。一名進步派新政支持者寫道：「日本軍方可不是傻瓜，他們無疑已囤積足夠支應戰爭好幾年所需的物資......羅斯福先生如果想領導這個國家，對侵略者展開一場三Ｋ黨式的國際圍剿，只會像威爾遜一樣失去自由派的支持，仰仗保守派鼻息苟延殘喘。這將導致他的內政改革信譽破產，往後延宕三十年。」就連《紐約時報》也認為，「從長遠的眼光來看，經驗告訴我們，抵制與制裁，或揚言抵制與制裁，只會驅使許多國家進一步走向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經濟，減少國際貿易。」
歐洲人對羅斯福的「隔離演說」有著不同想法，他們認為美國準備對日本施加國際經濟壓力。貿易與封鎖顧委會很快就開始分析日本的戰時經濟情勢。儘管日本經濟明顯仰賴國際貿易，但衣索比亞事件的先例讓英國對制裁的效果缺乏信心。殖民事務辦公室主任克勞森（Gerald Clauson）就警告，「不要妄想......日本國庫在經過幾個月後就會枯竭。」這話顯然是對財政部制裁論支持者的批判。但財政部首席經濟專家哈特雷仍然支持制裁，視其為一種金融耗損手段：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中的外匯存底為十二億兩千萬圓（三億五千一百萬美元），因此哈特雷認為對日本實施出口禁運便能使日本的儲備累積放緩。由於日本出兵中國勢必得增加戰備生產，就得消耗進口營收，進一步削減外匯存底。儘管如此，情報顯示日本已經囤積夠用六到九個月的物資，因此在短期內切斷原物料進口的效益有限。
在糧食封鎖上，英國決策圈也有兩派不同的看法，爭執著以米飯為主食的日本人是否更能夠抗拒糧食封鎖。除此之外，自一九三三年起，日本已經不再向海外舉債，這使金融制裁相對無效，而對日本龐大的商船隊設限也只會對大英帝國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站在英國的角度來看，在美國沒有加入，且沒有荷蘭、法國、比利時、埃及、蘇聯與阿根廷參與的情況下，無論儲煤庫管控或商業壓力都不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就算真能組建這樣的同盟，這種利用制裁推高敵國失業率的政策能否奏效，追根究柢仍是一個「心理問題」。貿易與封鎖顧委會的主事者認為，日本人的經濟思維很難捉摸，因為他們是「一個在習慣與特質都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東方國家」，因此也「更不可能評估這些經濟制裁對滿州國、臺灣與朝鮮境內的臣民究竟能造成何等實質或心理的影響」。
儘管如此，對日本侵略採取行動的壓力依舊持續升溫，特別是日本軍機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揚子江擊沉美軍炮艇「帕納號」（USS Panay），造成五死四十八傷的事件之後。西方輿論開始強烈譴責日本，羅斯福政府也要求嚴懲兇手。雖然美國政府還不打算派遣海軍進入華東，羅斯福本人對經濟制裁的態度卻已開始轉變。他私底下與顧問們討論民主國家如何可能對法西斯國家實施不宣而戰的經濟戰：如果義大利與日本可以不宣而戰，美國為什麼不可以？羅斯福告訴財政部長摩根索，他要使用「不宣戰的打法」。美國於是「不稱經濟制裁為制裁，而稱其為隔離」。羅斯福總統堅持「我們要像日本及義大利一樣聰明，要以現代手段辦好這件事」。財政部法律顧問奧里芬（Herman Oliphant）稱這種國力投射的新方式為「發動和平」（waging peace）。
當摩根索與英國時任財政大臣西蒙討論對付日本的經濟方案時，英國財政部官員也研究如何效法國聯對義大利採取的進口禁運，用外匯管制手段削減日本的出口營收。困難點在於，美國與大英帝國都享有對日貿易的巨大順差，外銷日本賺進的外匯，比日本從美英兩國賺取的更多。財政部的結論因此類似貿易與封鎖顧委會的看法：制裁在一兩年內不會有重大效果。如果不願意長期糾纏日本經濟，而是只想收立竿見影之效，那麼制裁不會有用。
儘管日本透過道歉賠款的方式消弭了帕納號危機，但中日戰爭仍舊方興未艾。如何用非戰爭手段壓制日本，仍是一項有待處理的難題。一九三八年春，曾任中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顧維鈞，便不斷透過其廣大人脈與滔滔雄辯，懇請西方國家動員金融援助：或透過《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第三項，或直接援助中國。蘇聯外長李維諾夫表示，莫斯科願意支持英、法、蘇的聯合援助方案。但在歐洲各國忙著重整軍備的情況下，英法政府都表示自己的工業產能不足，無法為規模如此龐大的中國軍隊生產武器。也就是說，西方關注的重點仍是經濟武器的負面制裁而非正面援助。塞西爾在倫敦撰文，對日本繼續在美國購買飛機一事表示擔憂，質問羅斯福難道不瞭解「這件事造成的巨大憤慨嗎？」
在得不到實質援助的情況下，中國依舊交出了不凡的抵抗成果。日本本想以地跨日本、滿洲國、朝鮮、華北與臺灣的日圓區為基礎，打造自給自足的東亞經濟區戰略計畫，也因為中國的抵抗而被迫推遲。蔣介石放棄上海，退守中國內陸，發動長期游擊戰，讓日軍陷於泥沼。近衛文麿首相原本計畫耗資一億日圓，以三個月為期限，動用三個師的兵力發動懲罰性遠征。結果到一九三八年春，這項軍事行動已經動用二十個師，投入二十五億日圓的緊急預算，幾乎占例行政府預算的九成。為了裝備與供養這支軍隊，日本對民用工業實施嚴厲的資金與進口管控，幾乎徹底縮減了日本在國際市場賺取外匯的能力。
時間並不站在日本政府這一邊。由於蔣介石的中國軍隊始終頑抗不屈，在龐大軍費的拖累下，日本經濟愈來愈仰仗來自大英帝國與美國的進口。部分軍方高層的派系呼籲與中國談判，但近衛文麿卻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下定決心擊潰中國，宣布「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打交道）」。從莫斯科取得兩億五千萬美元援助的蔣介石，也一樣拒不妥協。
在華府，摩根索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與羅斯福討論過後，主張使用經濟力量來反制侵略。一九三八年起，他透過黃金採購政策提供財務援助。根據這項政策，美國財政部從中國國民政府購入白銀，從西班牙共和政府購入黃金。表面上這麼做是為了穩定美元兌換銀元與披索的匯率，實際目的則在於資助武器採購。摩根索還為中國提供一筆兩千五百萬美元的復興金融公司貸款。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歐洲爆發蘇台德危機期間，摩根索說服羅斯福若歐戰爆發，美國應該為法國提供財務援助，同時切斷對德國的補給來施壓德國。
日本原想以一場決定性大戰擊潰中國抵抗，卻始終未能如願，侵華戰爭也愈打愈殘酷。日本政府希望能在與西方攤牌前能夠先在中國取勝，因此於一九三九年一月通過自己版本的四年計畫。這項動員計畫的內容涵蓋日本、滿州國、臺灣、朝鮮與華北日圓區內的所有原物料，徹底翻轉前一年嚴厲壓制民用工業的方針。這項計畫還要透過「出口連鎖制度」，讓賺取外匯收益超過開支的出口商繼續獲得原物料，日本因此得以倖免於古亞尼利為義大利帶來的通貨緊縮。
一九三九年夏，在天津英國租界發生了一場意外事件後，英國與日本發生了進一步的衝突。英國首相張伯倫下令皇家海軍準備對日本（而非德國）採取行動。但在是否運用平時經濟壓力迫使日本就範的問題上，英國決策者仍然猶豫不決。問題不在於沒有執行這項政策的能力，而在於其效益。執行這項政策將會切斷日本與澳洲、紐西蘭與加拿大之間的貿易，引起這些大英帝國自治領的抗議。事實證明，大英帝國的存在反而成為實施制裁的阻礙。貿易與封鎖顧委會認為，針對日本出口進行制裁雖然收效緩慢，但確實是向日本施壓的最佳途徑，因為此舉「不會讓我們背負濫用力量破壞全球原物料供應的罵名」。
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倫敦當局運用帝國資源全力向英國本島運補，改變了國際經濟情勢。英國的動員帶來意外成果：印度與澳洲對日本的銷售驟降，加拿大也切斷對日本的鎳礦出口。失去來自大英帝國自治領的資源，打亂了日本的新經濟戰略。為了保持生產力，日本遠比過去更加依賴美國提供鎳、銅與機械工具。然而，來自美國的補給也同樣愈來愈不可靠。一九三八年七月，羅斯福首先以個人身分呼籲美國製造廠商停止為日本製造飛機，此即所謂的「道德禁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旬，美國企業界停止對日本供應鋁、鎂與鉬，同時不再將高辛烷值航空燃料製作技術轉移給日本。在霍恩貝克的大力鼓吹下，簽定於一九一一年的《美日商務條約》於一九四○年一月正式失效。
這一切措施對日本產生了什麼影響？多年下來，日本帝國的陸海軍不斷囤積物資，以對抗短期的經濟壓力。滿州國的軍官與政府官員以日圓區達到煤、鐵礦、硫、鋁、鹽與林木的自足為根據，誇耀「東方已完成自給自足」。但從整體局勢來看，日本已身處險境。對經濟的侵入式管控與壓制國內的民主制度，再加上無止境的侵華戰爭，皆已造成嚴重的經濟負擔，壓得日本無法喘息。侵華戰爭徹底摧毀了華東地區的經濟與社會，反而讓東亞自給自足的長程目標更加遙不可期。與此同時，一九四○年的日本在石油、銅、鎳與橡膠等工業原物料對美國與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依賴，也比一九三五年更加嚴重。顯然軍事征服不是達成自給自足的有效手段，只會引來經濟壓力，導致戰局進一步升高。
對前述變化觀察最為敏銳的，是研究日本帝國多年的經濟史學者伊莉莎白（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根據她的觀點，「經濟壓力、制裁威脅、自給自足政策與領土擴張，這四項因素會彼此累積，使彼此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連結。」也就是說，在這種嚴峻情勢之下，施加額外的經濟壓力並不能改變日本戰略的方向。伊莉莎白寫道，「太多人以為，只要藉由禁運等經濟壓力，就能削弱日本軍方的鬥志，讓他們打點行囊撤出中國，或使日本民眾一夕轉念，不再支持軍方，我無法苟同這種看法。除非戰到筋疲力盡，否則人類天生就不會輕易放棄。」霍恩貝克從國務院駁斥伊莉莎白的說法，認為伊莉莎白此說存在有「政治成見」。回顧伊莉莎白的這篇經濟分析，我們發現她確實建立在某種對維護國際和平的政治觀點之上。她原則上不反對制裁，但確實批判美國的制裁派，認為他們沒有考慮過制裁以外的其他方式，無法解決導致人類衝突的根本原因。伊莉莎白寫道：
「如果要使制裁成為一種確保集體安全的有效方法，制裁就必須由一個做好準備、可以有力進行經濟制裁的國際組織即時實施。這個國際組織的功能不能僅止於利用集體力量對付個別力量來維持現狀，而是必須認清社會與經濟安全就像領土完整一樣重要。如果這個國際組織的會員國誓言阻止領土擴張，就同樣必須防止工業與商業擴張的可能性。唯有這樣，才能確保真正的集體安全。」
伊莉莎白的分析裡，涵蓋了一九四○年代的多項關鍵趨勢。往後十年，提供社會與經濟安全確實成為國際主義重建世界的基石。然而，這種正面意義的經濟武器，得要等到打完另一場毀滅性的世界大戰後才會真正出現。美國沒有理會伊莉莎白的強烈警告，選擇對日本發動經濟制裁。於是，日本的侵略之火很快就在整個太平洋地區蔓延開來。
作者介紹：尼可拉斯．穆德（Nicholas Mulder）
生於荷蘭，成長於比利時，先後畢業於荷蘭烏特列支大學、英國劍橋大學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年僅三十歲便成為康乃爾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是歐洲現代史、政治經濟史與思想史。
穆德長年對於國際組織中的主權問題感興趣，特別是較為中小型的國際行為者。這使得他得以跳脫大英帝國或美國的視角，看到瑞士、希臘、阿爾巴尼亞、香港、南斯拉夫或芬蘭等地的歷史經驗。
以《經濟武器》榮獲美國對外關係史學會（SHAFR）伯納斯獎年度最佳圖書，目前正在撰寫他的下一本書，《大徵收時代》（Age of Confiscation）。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衛城出版《經濟武器：金融制裁與貿易戰的誕生》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