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克爾很清楚他身為主席該做什麼。1980年2月，他第一次以主席的身分出席半年一次的國會聽證會時，就在證詞中闡述了他的理念。那是一種與伯恩斯截然不同的做法。伏克爾說道：「過去，在祭出經濟穩定政策的關鍵時刻，我們在乎的往往是經濟活動或其他目標在短期內走弱的可能性，而不是關注我們的行動對未來通膨的影響。」他繼續抨擊以往走走停停的政策：「結果是，財政與貨幣政策往往過早或過度刺激，或限制不足，導致如今的長期通膨問題⋯⋯政策的總體目標必須打破這種不當的模式，這是我們把因應通膨提升為國家優先要務的原因。政策若要成功，就得始終如一，朝著這個目標邁進。若是因為擔心經濟衰退或其他因素而猶豫不決、推三宕四，那麼，嚴重的風險就會隨之而來。」始終如一與堅持不懈後來成了伏克爾的最佳寫照。
伏克爾雖然傾向鷹派，但他特地花了一些時間來設定政策的新方向，以及說服FOMC的同仁。有些同仁對他的做法有所疑慮，許多人認為他擔任主席初期的舉措有些猶豫不決。1979年，他與財政部長米勒一同前往南斯拉夫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秋季會議，之後他便堅定了他的決心。伏克爾在那裡聽到許多歐洲人表示，他們很擔心通膨對美元（全球準備貨幣）穩定性的影響。他也出席了伯恩斯在IMF會議上發表的〈央行的苦惱〉演講。伏克爾覺得那場演講聽起來像是絕望的忠告，彷彿是在承認，考慮到經濟與政治現實，聯準會在對抗通膨方面實在無能為力。新主席不接受這樣的結論，他一返美便決心採取行動。
新方法
1979年10月6日，FOMC在華盛頓舉行了一場罕見（且未宣布）的週六會議，伏克爾與同仁在會中採取了一項關鍵措施。伏克爾早在週四的理事會會議上就開始商議，並在週五與FOMC全體成員開電話會議繼續討論。那個週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II the Great）將造訪華盛頓，有助於分散媒體對聯準會動態的關注。
表面上，他們的討論涉及貨幣政策施行的技術問題—但僅止於表面。伏克爾上任時，與二戰以來聯準會大多時候的情況一樣，聯準會的關鍵貨幣政策工具是它影響短期利率的能力—主要是聯邦資金利率，亦即銀行間隔夜拆借的利率。當時，聯準會是藉由改變銀行體系中的準備金數量來管理那個利率：想要升息時，就會造成準備金短缺；想要降息時，就會造成準備金過剩。因此，實際上，伏克爾召集那場決定性的會議時，實施貨幣政策的標準方法是為貨幣價格（亦即聯邦資金利率）設定一個目標，那個目標是實現想要的經濟結果所需要達到的水準。接著，聯準會再根據需要調整貨幣供給（更精確來說是銀行準備金，這是貨幣供給的重要決定因素），以達到目標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