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傳台北情治人員當年在孫立人官邸搜到一份由徐復觀寫的反蔣聲明，但真實性存疑。徐和孫曾有一段被塵封的關係，孫當時常發牢騷，徐安慰他。徐因文章得罪蔣而被開除黨籍，孫因「兵變案」而遭軟禁。
家兄譚雄飛和我合寫了「兩個譚家的故事」（《尋找兩個譚家和一個女間諜》（二零一四，衛城出版），在處理過去所謂的孫立人「兵變」案時，我們注意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台灣報刊上出現的一些離奇故事。
如今，眾人皆知，一九五五年的孫立人「兵變」案只是一個編造的故事，真正進行的是一場整肅行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費時二十多年，對「兵變」相關人物「追蹤訪談」，包括對涉案的國防部保密局、軍事情報局與警備總部的檔案╱資料╱錄音盤的查證，證實「兵變」的關鍵人物郭廷亮當年是被教唆「認罪」，絕非真正的「匪諜」。（見《孫立人上將專案追蹤訪談錄》，二零一二年，台北學生書局版）
一九五五年的整肅其實是為了要算一九五零年的一筆舊賬。這就是在一九五零年六月韓戰發生之前，美國國務院曾經策劃的一個「台灣政變計劃」。那個計劃的目的是要除去蔣介石，造成「政權改變」。幾個可能的方案當時在國務院沙盤推演，權衡利弊。麥克阿瑟統領的太平洋戰區總部也密切配合。無論哪個方案都少不了美方相中的時任陸軍總司令的孫立人。
蔣介石父子布置在華府的眼線，對國務院的運作，顯然是知情的。所以在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一九五四年簽訂後，就要對孫算舊賬。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美國政府的部分解密檔案似乎也證實，孫立人對當年國務院的運作，也是知情的。但孫有沒有策劃什麼行動與之配合，至今卻仍是一個未解的謎題。國務院的解密檔案顯示的只是「轉述」的情報或口信，而無策劃、採取行動的直接證據。如果拿不出證據，對孫立人來說，是不是斯人無罪，懷璧其罪？
當年，在孫立人於鳳山的訓練司令部，孫最信賴的主任秘書張佛千曾為文指出，他確實不知有任何計劃或參與者的存在。一個光桿司令有可能發動政變嗎？
一九九零年八九月間，正當台灣的《中國時報》對前美國國務卿魯斯克的訪問報道掀起風波時，《中國時報》忽然在一九九零年九月二日刊出一篇該報記者訪問一位匿名情治人員所透露的「機密消息」。
據稱，情治人員一九五五年在台北市南昌街孫立人官邸執行逮捕行動時，搜查到一份中英文聲明。中文主稿人是徐復觀，英文主稿人是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前身）外交系主任的陳石孚。內容是說﹕「中國大陸的失敗，蔣應負的責任比任何人都重，國府軍隊雖多，但指揮不當，此間所有武裝人員，都有此共同見解，因而最近將有一行動，使蔣解除兵權。如此可能符合你們的政策，請能給予支持。」
聲明的內容倒是符合一九五零年美國國務院倒蔣派的思維。但問題是，如果真有其事，孫立人會大剌剌地把這份聲明擱在台北官邸房間的抽屜裏好幾年，一直到一九五五年五月間「兵變」案發生，郭廷亮等三百多人被捕時，仍無警覺？這是否太離譜？
如果有這份聲明的存在，官方又何須在一九五五年去辛苦炮製一個破綻百出的假兵變？
而且，這份準備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初兵變時要派上用場的聲明，英文主稿人既然說是陳石孚，可是陳石孚本人實際上卻是一九五一年八月才從大連逃到香港，八月底從香港乘輪船到台，應他的清華老同學孫將軍之聘，擔任陸軍總部的主任秘書。那時還沒有互聯網，也不能先來個email。在時間上，「機密消息」是否編造得太過離譜？
當然，在一九九零年八九月，環繞著美國國務院五十年代解密檔案的論述大量曝光的時候，循著其中的思路去編造這樣一份聲明也不難。
問題是，情治人員為什麼要這樣做？是要坐實孫立人在一九五零年的「兵變」企圖，因而證明一九五五年的整肅並沒有冤枉他？
總之，一九五五年如果真有這份聲明存在，被搜出來公諸於世，對蔣父子來說，可就省事多了。
這位匿名的情治人員（假設真有其人）談到的「兵變」聲明，還牽涉到一位著名學者徐復觀。這也耐人尋思。徐在當時和孫立人過從甚密嗎？倘非過從甚密，應該是不會為孫執筆寫這個聲明的。在那個時期，一九五零年上半年，徐和孫兩人的關係如何？似乎值得探究。
為此，我到美國新澤西州走訪了徐復觀的女兒徐均琴女士。
徐女士告訴我，她父親在一九五零年春，的確曾應孫立人將軍的邀請，到鳳山演講過，講的是國際形勢之類的題目。同時期去鳳山演講的還有分析共產黨理論的任卓宣、研究蘇俄問題的趙尺子等。那時，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的學生素質很高，很多都是在大陸招考的大學生。但她父親那時候同孫將軍並不熟，起初從國民黨和老黃埔那裏聽到的都是講孫的壞話，說他為人高傲，恃才傲物，挾美自重等等。說她父親那時會為孫將軍起草什麼聲明，是難以置信的：
「我想關於『孫立人官邸搜出的中英文聲明』這樁事上，可以直接引用我的話說：『真是匪夷所思，無中生有』。我的推測是，當年（一九五五）要陷害孫將軍時，當局有好幾個假想計謀，假造『中英文聲明』只是其中之一。因其過於幼稚而放棄。」
不過，她父親也聽另一些朋友說起，孫將軍治軍嚴格，對美軍顧問團的美國軍官同樣不假辭色。顧問團的軍官如不按規定進到孫的辦公室，會遭他訓斥。
徐女士指出，外界喜歡議論他父親在蔣介石的侍從室多年，是參與機要的心腹人物。實際上，抗戰期間，國共合作，他父親一度是國府派駐延安的聯絡專員。有一回，在中共的會議上，吳玉章在台上發言詆毀蔣介石，徐專員立刻起身駁斥，並憤而離席，還為此絕食抗議。事後，周恩來、葉劍英還出面向他道歉，因為他是國民黨政府在那裏的代表。
後來，大陸陷共前夕，徐復觀一連寫了幾篇觀察中共的報告，引起蔣的重視，才把他調到侍從室。情況危急時，徐也參與在奉化舉行的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會議，商討救亡圖存之道。只是沒想到，不久之後，核心名單出來，他才恍然大悟，蔣介石根本沒有真正改造的用心。蔣的意圖是要傳子，要身邊的人輔助少主中興。這時徐復觀就萌生了急流勇退，到香港去從事思想文化上的反共事業的念頭。
徐復觀始終堅持，台灣不能用共產黨的手法來反共，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必須同西方的民主人權理念銜接，才有現代意義。可是，這樣的想法同蔣父子差距很大。蔣父子認為，要團結反共，首先必須「鞏固領導中心」，而在香港出版的《民主評論》，卻以宣揚民主自由為方針，對他們來說，這分明是「指著和尚罵禿驢」。黨內家臣也抱怨國民黨不能花錢到香港辦雜誌來「罵自己」。徐復觀並不諱言，蔣介石把權力傳給兒子的作法，當時在國民黨內是有些人不以為然的，「連我也在內」。
一九五零年八月，蔣介石任命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的十六位新成員，確立了「黨內新領導核心」後，感到心滿意足。在成員名單發表前夕，他在日記中認為這是「起死回生之最後一服丹方」，「事前所謂獨裁與反民主之反對聲浪……皆一掃而空」。但不久，在台北唯一一次召見徐復觀時，徐卻當面指出他所做的黨的改造是表面功夫，沒有實質意義，引起蔣的老羞成怒，拍桌大罵。
此後，徐復觀也就一直沒有「歸隊」，在香港辦《民主評論》，在台中農學院講授國際政治的課程。
均琴女士說﹕「這段期間，大概是我父親同孫立人接觸的開始。」
後來熟稔起來是孫當參軍長的時期，「大約是一九五三年之後吧。孫到台中的時候，兩家人還一同到台中附近的風景名勝去郊遊」。
「先父與孫立人將軍交往時，我還是上小學的小孩子，有孫將軍與先父在我們台中房子小客廳相對而坐的直接印象，也有先父帶梓琴跟我一起應孫將軍之邀去霧社（山名記不清楚，可能是八卦山，只記得有瀑布）的直接印象和團體照。」
「我長大後讀了父親的一篇悼念孫立人的文章才知道，那段時期，孫常發牢騷。他一發牢騷，我父親就安慰他說，他在軍事方面是有才幹的，蔣遲早是會重用他的。」
「大概是一九八零年代初吧，那時孫將軍並沒去世，仍然被軟禁在台中。香港忽然傳出孫已去世的消息。於是我父親就做了一篇悼文，刊登在香港《華僑日報》上。那時父親在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教書。」
我找出那篇徐復觀根據誤傳的死訊所寫的悼念孫立人的文章（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其中有一段記述：
蔣公由溪口到高雄，預定在壽山小住，孫往迎接，蔣公下軍艦時的第一句話是：「我在這裏住，沒有人講什麼吧？」孫對我說：「當時我聽了這句話，眼淚就要流下來。立即答覆，這是中國領土，我在這裏負軍事責任，誰敢講什麼？」上述的情形，他不止和我講一次。
他當參軍長後，一到台中，便到我家中坐兩、三小時，喜歡發牢騷，我極力想話頭來安慰。……為了使他不發牢騷，不知勸過多少。在他出事的前兩三個月，我曾鄭重地向他說：「無謀人之心，而有謀人之跡者，必死。」他聽後把這句話念了兩三遍。他出事的前四天的晚上，來我家一次；出事的頭一天晚上，又來我家一次，坐下來沒有話說。我問：「為什麼又來了呢？」「陪總統校閱。」「那很好。」他說：「例行故事，有什麼好不好？」我每想到他的愚拙，不能因應環境，心裏常感到難過。聽說他出了事，我絲毫不感到應避什麼嫌疑，還特赴台北去看他，並找吳禮卿先生，要他勸告當局為國家愛惜人才。
後來接任陸軍總司令的劉安琪曾向徐復觀透露，孫徐「來往甚密」的情形，早已記錄在蔣經國領導的特務組織的報告內。
不管孫立人有沒有「謀人之心」，他是不是留下了「謀人之跡」呢？
在台灣處於風雨飄搖的時期，麥克阿瑟派專機接他到東京密談，據說還交給了他一個電報用的紅色密碼本。孫返台後，通過陳誠將密碼本向引退在奉化的蔣介石呈交，以表明心跡。但這個舉動不也正是「授人以柄」？美國國務院當時暗中進行的倒蔣計劃，在一九五零年五月六月進入緊鑼密鼓階段。訪台的羅斯福密使攜帶回去的孫將軍密函，是否顯示了「謀人之跡」的存在？
這段時期，孫立人毫不掩飾他對國民黨的腐敗和特務統治的不滿。蔣經國建立軍中政工制度，維吉尼亞軍校出身的孫立人，顯然不能接受這一套「以俄為師」的作法。
而狼狽逃台的蔣介石愛將，也毫不掩飾他們對孫的不滿。
當年，劉安祺帶著部隊在基隆下船時被孫訓練的新軍繳械，氣得他「幾乎想自殺」，立刻意識到「台灣是孫立人的天下了」。蔣介石到台灣時，給孫立人安排到高雄壽山去住。劉安祺去看蔣，得到的印象是「老先生好可憐」。
孫立人在鳳山處理來台部隊的整編受訓，他要求集訓的副師長以上人員都帶小板凳去聽他講現代防禦的課，那些老人覺得尊嚴受到傷害，顏面掛不住，背後指責孫線裝書讀得太少。這裏恐怕還有觀念上的偏差：現代專業主義和傳統長幼之序的矛盾。
當年，在撤台部隊整編期間，孫立人在台灣掌控了美援款和美援物質的發放，猶如抗日期間的史迪威。這是因為美國人只信得過他。
蔣介石在抗戰時期，日記裏把史迪威罵得狗血淋頭，因為史迪威堅持把來自美國納稅人的軍餉，直接發放到緬甸遠征軍每個士兵手裏，不讓重慶政府按照「中國人的老辦法」來「調配」。蔣動不動覺得中國人的民族尊嚴受損。中國士兵，關餉不受?扣，直接發到自己手裏，其實是滿心歡喜的。
蔣在台灣的日記裏，則咒罵孫立人和吳國楨是「挾洋自重」。
挨罵的孫立人似乎也沒有察言觀色的本事。或者他已意識到蔣的心理狀態，只是那時忙於台灣防務，要做的事太多，他根本無暇顧及了？
一九五二年，徐復觀曾就國民黨政權在台控制思想的做法，公開為文質疑「反共應驅逐自由主義嗎？」一九五六年又做「為什麼要反對自由主義」一文，向當局抗議。國民黨在一份題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內部文件中，直指他的文章是毒素思想的來源。
徐復觀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自由中國》雜誌「祝壽專刊」上，寫了一篇「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委婉地指出蔣介石性格上的缺陷是頑固偏狹，以個人主觀意志凌駕於國家典章法制之上，而不受其約束，因而把典章法制變成可有可無的東西。這篇文章在台灣轟動一時。從此，徐被開除了黨籍，成為蔣父子眼中的「分歧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