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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為自己寫傳並不稀奇，有商業雄才的作家更樂意而為。一般而言，這對於鐵桿讀者是一種利多，因為他們不是研究者，閱讀作家文本之外，只能以此方式探析作家生涯中的各種細節，從激勵人心的光明面向，到不為人知的陰暗心理。進一步說，著名作家的祕辛多半成為熱門的文化產品，尤其長銷作品每次改版增刷，為出版社賺進大把鈔票，為個人及其家屬獲取豐潤的版稅。只不過，這裡有個前提條件，如果作家沒有和盤托出，即使立傳問世了，那亦是選擇性的呈現。這時候，就需要比作家自傳更翔實的口述史或評傳，填補這方面的缺陷。

日本文壇曾經盛傳這樣的評語：「如果中上健次沒死的話，應該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儘管這些讚譽很大程度是出於哀悼傑出作家的離世，但從其作品本身來看，他得到如此殊榮亦是相符合的。剛開始，中上健次寫了幾篇以故鄉紀州熊野的「路地」（被歧視的部落）為舞台的小說，在雜誌上發表，之後以中篇小說〈岬〉獲頒芥川獎，當時他是個二十幾歲的新銳作家，也是二次大戰後出生獲得芥川獎的作家。作家高橋三千綱把他介紹給了出版界的天王見城徹，這為他的作品傳播起著重大的作用。順便一說，十餘年前，臺灣文學專家下村作次郎教授（與中上健次同為和歌山縣人），極為推崇中上健次的小說，曾鼓勵我翻譯這位作家的作品，讓更多臺灣讀者認識到異端作家所展現的日本當代文學的天空，聆聽一種迥異於日本流行文化的深切的回音。

對於二戰後的日本人而言，他們的世界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昨日的勝利者今日成了失敗者，昨天的統治者今天淪為被統治者的地位。在這混亂的時代，各種固有的權威崩塌了，良善的道德觀搖搖欲墜，黑市商人和強盜出沒，已是司空見慣之事。置身在這種環境中，難怪有人感到人生乏味和苦惱，甚至閃過負面想法，莫非絕望和死亡才是命運？無賴派作家坂口安吾（1906-1955）在說得更露骨：「戰爭結束後，我們被賦予了一切自由。然而，當擁有了一切自由之後，人們反而會認識到源自自身的那不可理喻的限制及其不自由之處。人類不可能永遠處於自由狀態。這是因為人類活著，然後又不得不死去，而且人類還在思考。政治上的改革可以在短短一天之內實施，但人類的變化卻不能如此。

從閱讀與書市的視點來看，頂尖小說家以其精采絕妙的作品，強烈吸引著讀者的追讀，而且隨著系列作品陸續刊行，鐵幹粉絲也會成正比快速增加，小說家因此勞動得到豐厚的版稅，出版社有不斷增刷的加持，會計經理每天做夢必然笑得哈不攏嘴。這的確是共創雙贏的佳例。然而，精明的讀者總有獨特的想法。在他們看來，小說家創造傑出的作品有各種優質條件促成，但那終究是精算出來而無傷大雅的虛構情節，一種能夠神奇激發閱讀娛樂的技藝。如果換成自傳或自傳體小說，作者所呈現出的生活經歷，一定比小說本身更有可讀性、更具震撼性，因為這等同於作者與讀者坦誠相見，放下小說必要的虛構及其道德帷幕，而以接近百分百的真實面貌，與讀者做深刻的交流。由此而言，白石一文的《沒有你，我無法成為小說家》這部自傳體作品，正符合讀者理想的應求，並可滿足探知（偷窺）作家底色的慾望。

所有歷史學研究者幾乎都有這樣的共識：在所有他可以知覺到的事物之中，沒有一種是他不能設想用來作為某個問題的證據的。在此之前，他要獲得擴大歷史知識，就必須有先行研究或通讀羣書的實力，將那些往往被忽視的或習以為常的刻板事實，再次整編和闡述建構出有自己特色的歷史觀。正如馬羅《論歷史知識》指出，「在沒有遇到好奇勤奮的歷史學家之前，文獻資料本身並不存在。」這句話意味著歷史學家肩負的任務，他就必須調動和運用各種相關專書，檢視是否達到理想的設定，如果想吸引大眾讀者閱讀，他還得用深入淺出的文字呈現出來，否則只能落得孤芳自賞的境地。

熟悉文學發展史的讀者知道，我們若稍為改變一下視角，依照自己的閱讀趣味展開閱讀的話，有時會給自己帶來新奇和發現。當然，我們必須坦承，在這過程中，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仍然受到個人的世界觀，及其傳統、權威、慣例方面的制約。然而，為了獲得較為具體的思想地圖，把它們在文學作品中表露的情感或憧憬想像，這些包含理性和感性價值的、由先天地理條件所決定的局限性，對我們而言同樣成為必要理解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