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失望墮落的起點出發
對於二戰後的日本人而言，他們的世界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昨日的勝利者今日成了失敗者，昨天的統治者今天淪為被統治者的地位。在這混亂的時代，各種固有的權威崩塌了，良善的道德觀搖搖欲墜，黑市商人和強盜出沒，已是司空見慣之事。置身在這種環境中，難怪有人感到人生乏味和苦惱，甚至閃過負面想法，莫非絕望和死亡才是命運？無賴派作家坂口安吾（1906-1955）在說得更露骨：「戰爭結束後，我們被賦予了一切自由。然而，當擁有了一切自由之後，人們反而會認識到源自自身的那不可理喻的限制及其不自由之處。人類不可能永遠處於自由狀態。這是因為人類活著，然後又不得不死去，而且人類還在思考。政治上的改革可以在短短一天之內實施，但人類的變化卻不能如此。
接著，坂口安吾進而毫不掩飾表明自己的政治觀點：無論戰爭給人類帶來了多麼可怕的破壞和厄運，卻始終不能改變人類自身。戰爭結束，特攻隊的勇士們不是已經變身為黑市商人了嗎？戰爭寡婦們不是因為新面孔而心潮澎湃了嗎？人類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只不過是重新做回人類而已。人類要墮落，義士烈士和聖女也都要墮落，這是不可阻擋的，也無法以不墮落來拯救人類。人們活著，人們墮落著。除此以外，再無其他可以拯救人類的捷徑了。不僅人是如此，日本這個國家也是一樣，也必須墮落，必須藉由把墮落之道貫徹到底去發現自我，實現自我拯救。依靠政治去拯救人類的說法，終究是無聊透頂的淺見而已。（《墮落論．日本文化私觀》，pp.228-229）
虛無主義觀點與辯證
同為無賴派作家的織田作之助（1913-1947），與坂口安吾有著相同的戰後體驗，自然能深刻地呼應這同時代的回聲。織田作之助寫出中篇小說〈世相〉（1946年4月），旋即成了戰後的流行作家。在這部小說中，他以栩栩如生的筆法，再現各種各樣猥雜的世相（世間百態），如將阿部定殺死情夫的事件，一毛錢藝妓的故事、從中國華北地區退役軍人的故事、酒館老闆娘的故事等，生動緊湊地聯接起來。或許，上帝要考驗他對於寫作之道的意志，並沒有賜予他強健的體魄，而是讓他拖著病弱的身體。他以創作小說維生，經常不分晝夜趕稿，有時一邊注射著興奮劑（Philopon），以振奮寫稿所需的專注與熱情。可惜的是，他最後來沒得及完成長篇小說《土曜夫人》（1946年8月至12月於《讀賣新聞》連載），於翌年病故。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聲生不息？」一個歌頌「港樂」的節目，實則是一個時代逝去的哀歌
｜
更多文章
）
在織田作之助作品中，有一部題為〈鄉愁〉的短篇小說，充滿其自傳性的色彩。小說主角新吉是個以稿費為生活來源的窮作家，為了準時交稿，他總是拚命投入寫作。那一次，東京的雜誌社三番五次來電催稿，但是截稿日期已過，仍然未順利交稿，他必須在下午三點以前完稿，然後坐上電車到附近的郵局將文稿寄出。不過，他連續四十個鐘頭沒睡埋頭寫作，身體疲憊至極，直想盡快完稿睡個好覺。問題是，到了三點，他依舊坐在書桌前，因為最後一頁書稿，怎麼修改都不能令自己滿意。確切地說，這個挫折讓他焦灼不已。按照以往的寫作經驗，就算開篇寫得不順利，也幾乎不會為結尾陷入困境。他寫小說向來很擅於結尾，往往在寫出開頭第一行，腦海裡就已經浮現出結尾了。為此，他還引以自豪地認為，故事的結尾就是人生的結論，他堅信自己在觀察現實和書寫現實的手筆之間，從來不曾出現過矛盾。而這時刻，他卻忽然找不到這種狀態了，「一葉而知天下秋」這句自喻的結論，彷彿在向他發出善意的嘲諷。
隨著時間而來的煩惱
每個作家都有強烈的自尊心，尤其在寫作及其政治社會評論的觀點上，幾乎都要獨抒己見的。在新吉看來，戰後的報紙每天都在報導世相變化，政治人物也在討論世相，普通民眾也在談論世相。而且，他們的說法並沒有什麼不同，可以說已淪為一種公式：如戰敗、災難、失業、道德淪喪、軍閥專橫、政治毫無作為等等，無論誰來思考都能得出同樣的結論，當前首要急務就是，解決每日配級大米的問題。
面對現實的時刻終究到來了。新吉寫完小說的時候，已是晚上八點了。他沒能寫出讓自己滿意的結尾，勉強編出有違初衷的反論，自己覺得有點淒涼和失落，沒有半絲喜悅之情。儘管如此，他仍然拿著手稿垂頭喪氣地來到車站，等候開往大阪的電車。就在這時，一個四十歲左右、模樣憔悴的婦女，走到新吉的身旁。新吉發現，這麼寒冷的天氣，這名女子竟然光腳穿著草鞋，消瘦蒼白的臉上，露出心神不定的表情。短暫對話之後，他才知道那女人是依著電報指示趕來車站與丈夫會合的。離奇的是，那女人似乎弄錯站名沒能見到自己的丈夫。當下，他很同情女人的處境，建議她就乘坐開往大阪的電車回去，可是女人一直遲疑不決，最後他只好乘上電車趕往中央郵局寄送文稿。
當他寄出書稿再次回到阪急車站時，乘客驟然變得稀稀落落，剛才個賣晚報的早已不見了蹤影。他想到地鐵站裡也許會有賣晚報的，隨即走下了樓梯。來到阪急百貨店的地下入口，他為眼前的景象大感驚訝。一個流浪漢隨意倒在地上，身旁有個五六歲的男孩，好像是那流浪漢的孩子。男孩的眼神裡充滿迷茫，彷彿在說：他什麼會在這裡過夜？為什麼忍飢挨餓？為什麼半夜驚醒？為什麼這樣受凍？
織田作之助不愧是入世的小說家，他在小說結尾處發出這樣描寫道：新吉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一直凝望著孩子，眼神與孩子一樣茫然，而且與那準備與丈夫會合的女人一樣茫然。那眼神既沒有世相、黑暗和絕望，也沒有虛脫和恍惚的感覺。無論什麼時代、無論什麼世相、無論大人孩子、無論男女，都會被這種突然降臨、真相不明的異樣感覺所籠罩。這就是人類只要活著就不需任何理由所必備的憂愁感嗎？那孩子的坐相看上去已經不像是人，而是一坨鉛塊。可是，新吉卻從未像此時此刻更為切實地感到那就是人。
再次登上樓梯，新吉為自己對人類的鄉愁感到心醉。而且，他覺得「世相」這個詞只不過是人類為了忘記人類而製造出來的方便詞語而已。我為什麼不寫人的處境而寫世相？新吉感到了強烈的懊悔，卻又為前途豁然開朗的光明思緒振奮不已。不久，新吉乘上了回家的電車。
持續探求的意義所在
在此，我們或許可以援引一下艾彌爾．涂爾幹發展的集體代表理論，給予織田作之助一個激勵和鼓舞。因為涂爾幹其目的就在於找尋這個社會痼疾的解藥。在涂爾幹看來，混亂源自於遠距離關係（以「物」為中介）的無政府狀態發展，而到底要怎麼做才能讓這些人類感情的東西得以拓展，並加固維繫整個國家和全體公民的遠距離關係？他發現，對絕大多數的人而言，這個「遠距離聯繫」和權力關係（限制）的概念是陌生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日常生活中的互動阻止我們認識那些把我們間接統一起來的關聯。當這些關聯使用一些物體作為媒介，這個現象就得到了強化。
換句話說，這個「物」就是世相，一個社會事實，這個物品將我與他人聯繫起來。這意味著我們應當將「社會事實」作為「物」來研究，亦即將這些固定在社會風景中的「世相」的客觀形態，廣角度地呈現給更多的他者。為了加深別人對此的理解，小說家是比任何人都具有優勢的，雖然小說這種載體並非解決這些問題的靈丹妙藥，但織田作之助已運用通俗易懂的日常語言表達出自己的思想觀，並為日本國境內外的讀者提供翔實的眾生面相，使其見證到日本戰後廢墟風景的機會。就此而言，我們很樂意為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聲生不息？」一個歌頌「港樂」的節目，實則是一個時代逝去的哀歌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作家暨翻譯家，譯有多種日本文學作品，兩部小說《菩薩有難》《來信》、四部詩集；日本文化評論集《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