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振瑞專文:織田作之助:鄉愁的見證

2022-06-12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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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田作之助。(作者提供)

織田作之助。(作者提供)

從失望墮落的起點出發

對於二戰後的日本人而言,他們的世界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昨日的勝利者今日成了失敗者,昨天的統治者今天淪為被統治者的地位。在這混亂的時代,各種固有的權威崩塌了,良善的道德觀搖搖欲墜,黑市商人和強盜出沒,已是司空見慣之事。置身在這種環境中,難怪有人感到人生乏味和苦惱,甚至閃過負面想法,莫非絕望和死亡才是命運?無賴派作家坂口安吾(1906-1955)在說得更露骨:「戰爭結束後,我們被賦予了一切自由。然而,當擁有了一切自由之後,人們反而會認識到源自自身的那不可理喻的限制及其不自由之處。人類不可能永遠處於自由狀態。這是因為人類活著,然後又不得不死去,而且人類還在思考。政治上的改革可以在短短一天之內實施,但人類的變化卻不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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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坂口安吾進而毫不掩飾表明自己的政治觀點:無論戰爭給人類帶來了多麼可怕的破壞和厄運,卻始終不能改變人類自身。戰爭結束,特攻隊的勇士們不是已經變身為黑市商人了嗎?戰爭寡婦們不是因為新面孔而心潮澎湃了嗎?人類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只不過是重新做回人類而已。人類要墮落,義士烈士和聖女也都要墮落,這是不可阻擋的,也無法以不墮落來拯救人類。人們活著,人們墮落著。除此以外,再無其他可以拯救人類的捷徑了。不僅人是如此,日本這個國家也是一樣,也必須墮落,必須藉由把墮落之道貫徹到底去發現自我,實現自我拯救。依靠政治去拯救人類的說法,終究是無聊透頂的淺見而已。(《墮落論.日本文化私觀》,pp.228-229)

坂口安吾《墮落論》。(作者提供)
坂口安吾《墮落論》。(作者提供)

虛無主義觀點與辯證

同為無賴派作家的織田作之助(1913-1947),與坂口安吾有著相同的戰後體驗,自然能深刻地呼應這同時代的回聲。織田作之助寫出中篇小說〈世相〉(1946年4月),旋即成了戰後的流行作家。在這部小說中,他以栩栩如生的筆法,再現各種各樣猥雜的世相(世間百態),如將阿部定殺死情夫的事件,一毛錢藝妓的故事、從中國華北地區退役軍人的故事、酒館老闆娘的故事等,生動緊湊地聯接起來。或許,上帝要考驗他對於寫作之道的意志,並沒有賜予他強健的體魄,而是讓他拖著病弱的身體。他以創作小說維生,經常不分晝夜趕稿,有時一邊注射著興奮劑(Philopon),以振奮寫稿所需的專注與熱情。可惜的是,他最後來沒得及完成長篇小說《土曜夫人》(1946年8月至12月於《讀賣新聞》連載),於翌年病故。

在織田作之助作品中,有一部題為〈鄉愁〉的短篇小說,充滿其自傳性的色彩。小說主角新吉是個以稿費為生活來源的窮作家,為了準時交稿,他總是拚命投入寫作。那一次,東京的雜誌社三番五次來電催稿,但是截稿日期已過,仍然未順利交稿,他必須在下午三點以前完稿,然後坐上電車到附近的郵局將文稿寄出。不過,他連續四十個鐘頭沒睡埋頭寫作,身體疲憊至極,直想盡快完稿睡個好覺。問題是,到了三點,他依舊坐在書桌前,因為最後一頁書稿,怎麼修改都不能令自己滿意。確切地說,這個挫折讓他焦灼不已。按照以往的寫作經驗,就算開篇寫得不順利,也幾乎不會為結尾陷入困境。他寫小說向來很擅於結尾,往往在寫出開頭第一行,腦海裡就已經浮現出結尾了。為此,他還引以自豪地認為,故事的結尾就是人生的結論,他堅信自己在觀察現實和書寫現實的手筆之間,從來不曾出現過矛盾。而這時刻,他卻忽然找不到這種狀態了,「一葉而知天下秋」這句自喻的結論,彷彿在向他發出善意的嘲諷。

織田作之助手稿。(作者提供)
織田作之助手稿。(作者提供)

隨著時間而來的煩惱

每個作家都有強烈的自尊心,尤其在寫作及其政治社會評論的觀點上,幾乎都要獨抒己見的。在新吉看來,戰後的報紙每天都在報導世相變化,政治人物也在討論世相,普通民眾也在談論世相。而且,他們的說法並沒有什麼不同,可以說已淪為一種公式:如戰敗、災難、失業、道德淪喪、軍閥專橫、政治毫無作為等等,無論誰來思考都能得出同樣的結論,當前首要急務就是,解決每日配級大米的問題。

面對現實的時刻終究到來了。新吉寫完小說的時候,已是晚上八點了。他沒能寫出讓自己滿意的結尾,勉強編出有違初衷的反論,自己覺得有點淒涼和失落,沒有半絲喜悅之情。儘管如此,他仍然拿著手稿垂頭喪氣地來到車站,等候開往大阪的電車。就在這時,一個四十歲左右、模樣憔悴的婦女,走到新吉的身旁。新吉發現,這麼寒冷的天氣,這名女子竟然光腳穿著草鞋,消瘦蒼白的臉上,露出心神不定的表情。短暫對話之後,他才知道那女人是依著電報指示趕來車站與丈夫會合的。離奇的是,那女人似乎弄錯站名沒能見到自己的丈夫。當下,他很同情女人的處境,建議她就乘坐開往大阪的電車回去,可是女人一直遲疑不決,最後他只好乘上電車趕往中央郵局寄送文稿。

織田作之助作品集。(作者提供)
織田作之助作品集。(作者提供)

當他寄出書稿再次回到阪急車站時,乘客驟然變得稀稀落落,剛才個賣晚報的早已不見了蹤影。他想到地鐵站裡也許會有賣晚報的,隨即走下了樓梯。來到阪急百貨店的地下入口,他為眼前的景象大感驚訝。一個流浪漢隨意倒在地上,身旁有個五六歲的男孩,好像是那流浪漢的孩子。男孩的眼神裡充滿迷茫,彷彿在說:他什麼會在這裡過夜?為什麼忍飢挨餓?為什麼半夜驚醒?為什麼這樣受凍?

織田作之助不愧是入世的小說家,他在小說結尾處發出這樣描寫道:新吉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一直凝望著孩子,眼神與孩子一樣茫然,而且與那準備與丈夫會合的女人一樣茫然。那眼神既沒有世相、黑暗和絕望,也沒有虛脫和恍惚的感覺。無論什麼時代、無論什麼世相、無論大人孩子、無論男女,都會被這種突然降臨、真相不明的異樣感覺所籠罩。這就是人類只要活著就不需任何理由所必備的憂愁感嗎?那孩子的坐相看上去已經不像是人,而是一坨鉛塊。可是,新吉卻從未像此時此刻更為切實地感到那就是人。

再次登上樓梯,新吉為自己對人類的鄉愁感到心醉。而且,他覺得「世相」這個詞只不過是人類為了忘記人類而製造出來的方便詞語而已。我為什麼不寫人的處境而寫世相?新吉感到了強烈的懊悔,卻又為前途豁然開朗的光明思緒振奮不已。不久,新吉乘上了回家的電車。

持續探求的意義所在

在此,我們或許可以援引一下艾彌爾.涂爾幹發展的集體代表理論,給予織田作之助一個激勵和鼓舞。因為涂爾幹其目的就在於找尋這個社會痼疾的解藥。在涂爾幹看來,混亂源自於遠距離關係(以「物」為中介)的無政府狀態發展,而到底要怎麼做才能讓這些人類感情的東西得以拓展,並加固維繫整個國家和全體公民的遠距離關係?他發現,對絕大多數的人而言,這個「遠距離聯繫」和權力關係(限制)的概念是陌生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日常生活中的互動阻止我們認識那些把我們間接統一起來的關聯。當這些關聯使用一些物體作為媒介,這個現象就得到了強化。

換句話說,這個「物」就是世相,一個社會事實,這個物品將我與他人聯繫起來。這意味著我們應當將「社會事實」作為「物」來研究,亦即將這些固定在社會風景中的「世相」的客觀形態,廣角度地呈現給更多的他者。為了加深別人對此的理解,小說家是比任何人都具有優勢的,雖然小說這種載體並非解決這些問題的靈丹妙藥,但織田作之助已運用通俗易懂的日常語言表達出自己的思想觀,並為日本國境內外的讀者提供翔實的眾生面相,使其見證到日本戰後廢墟風景的機會。就此而言,我們很樂意為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作者為作家暨翻譯家,譯有多種日本文學作品,兩部小說《菩薩有難》《來信》、四部詩集;日本文化評論集《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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