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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時，法律上的無國籍又重回國際矚目，這個問題在全球的能見度與人們對主權受到侵蝕和國家死亡的普遍認知不謀而合。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九○年代初期相繼解體，帶來沒有國民身分的新人口，使得聯合國大會在一九九五年做出決議，要求聯合國難民署將注意力指向無國籍現象的防止。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該機構設立了一個專屬職位，和各國及其他國際機構合作，提升對現有公約的遵守。

我們有必要再次轉向鄂蘭——她在最初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重磅出擊之後，在其後幾年間又有對無國籍的寫作。鄂蘭對無國籍法律架構的反思，進一步闡明了此一時期定義法律和政治方法的爭論性術語。她對無國籍主題的思考為我們觀察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轉變提供了重要的洞見——先是強調問題的形式、結構、對國際法律秩序的意義等性質，後來則關注經驗和道德後果。

一九五一年七月，《關於難民地位之公約》在日內瓦舉行的會議中通過，最終文字反映出難民已經擁有與生俱來的公民身分之基本假設。公約的第一條將難民定義為「有充分理由害怕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成員的身分或政治見解而受到迫害，且其身在本籍國之外，無法、或出於以上擔憂而不願利用該國保護之任何人；或是因為此類事件而沒有國籍，又身處在之前的慣常居住國之外，而無法、或是出於這類恐懼而不願返回該國之人」。因此，這個公約幾乎沒有提及像是巴特雷斯科這類人的困境——他們並沒有因為害怕迫害或暴力而面臨遭到遣返的挑戰，只是與他們從未離開過的領土缺乏正式的法律連結。代表們在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是要以更詳細的研究考量無國籍者的身分，並延遲了決定國際法和國際機構對於無國籍的規範角色（無國籍現在的定義要窄得多了）。

法律上的無國籍問題最初並沒有被視為與更廣泛的難民危機有所不同。沒有任何國家保護的個人是代表一個廣泛的總群體，他們對戰後的國際秩序重建提出了根本挑戰。一九四八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之後便開始展開國際協議，為難民和無國籍者提供法律的保護（這兩者被認為是戰後秩序的雙重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