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歷史學家聲稱日本帝國和它的西方同僚不同，因為日本人和他們的殖民地子民共享了種族和文化的親近性。確實，比起西方列強在美洲、非洲、亞洲那些相隔天涯的殖民地，日本早期獲得的領土如臺灣、朝鮮和滿洲，在地理上都很接近日本母國（內地）。更進一步說，當帝國的道德正當性遭到質疑時，日本人嘗試透過泛亞主義言論和基於共享遺產的同化政策，來合理化殖民統治，其代表口號就是所謂的「同文同種」（dōbun dōshu）。可是在實踐上，日本的同化統治其實充斥著矛盾，並且在階層化與歧視性上，和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統治基本上沒有兩樣。
日本的統治方式正如波本克（Jane Burbank）與庫珀（Frederick Cooper）所說，屬於「差異政治」，透過差異性的族群政策來保持帝國的階層。族群中日本人是最高階的子民，擁有公民和社會權利；臺灣人和朝鮮人被歸類為第二階級，無法平等取得教育、福利或徵兵義務的機會。儘管如此，在官方與大眾的日本論述中，臺灣人和朝鮮人還是「同胞」（dōhō）；並且由於他們的殖民從屬，他們在法律與公民權的地位上理所當然高過中國人。
大部分西方列強在一次大戰期間，都徵召殖民地子民擔任武裝士兵，但是日本並沒有這樣做。雖然日本在殖民地間鼓吹一種共享種族文化遺產的泛亞主義言論，但日本帝國在一九三○年代晚期前並不信任殖民地子民，更別提提供武器，直到與中國的戰爭全面爆發，需要大量軍力支援為止，情況才改變。日本當局長期大力宣傳朝鮮人和日本人有著共同的祖先血脈，並在一九三八年開始徵召朝鮮子民。但是他們認為臺灣漢人跟日本人之間有著更遠的種族距離，在遺產方面也是與海峽對岸華南的漢人共享；這使得日本人憂心臺灣人的忠誠，直到一九四二年，也就是戰爭爆發數年後，日本人才開始考慮武裝臺灣人。
雖然害怕臺灣子民的親中感情，但日本人也重視他們的中國血統與文化；這讓他們在延伸日本的影響範圍到東海與南海時，發揮了很大的功效。為了彌補日本在華南的移民與資源不足，臺灣總督府積極歸化數以萬計居住當地的華僑，使他們成為海外臺灣子民。當時，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對他們在中國條約港的中國子民（從香港、馬來亞到菲律賓），在中國通商口岸享有的治外法權保障越來越嚴格。相對於此，日本殖民當局則擁抱數量日益成長，希望因歸化而獲得臺籍人民治外法權的中國人。在二十世紀之交，福建的臺灣人人口壓過了西方移民，這有助於日本在這個省分宣稱其帝國主義霸權。隨後，臺灣總督府利用海外臺灣人與當地中國人共享的語言與血脈聯繫，從而調和中日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夥伴關係。
但是，海外的臺灣人並不只是日本帝國的馬前卒而已。他們通常會致力發揮自己介於多國籍與多治權間的閾限地位，來促進其非法事業，或是不顧政府利益的反帝國活動。臺灣人會利用他們在當地的中國人脈與日本的治外法權地位，來發揮其強大的力量。舉例來說，居住在廈門的臺灣望族（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兩者並無關連）成員，通常會保持中日雙重國籍。某些人為根據地在臺灣的公司工作，同時也擔任當地中國官員，以他們認為適合的方式從中日當局的政治經濟管道中取利。因此對日本人來說，華南既是機會，也是焦慮的根源，因為他們並不總是能控制海外臺灣人的活動與忠誠。
殖民地子民在海外發揮力量的現象，確實不只限於臺灣。操縱國籍和治外法權以及走在領土與社會邊界上的違法行為，早就是帝國邊陲殖民經驗的核心。但是少有其他帝國像日本這樣，擁有臺灣漢人以中國人身分提供給帝國的種族文化紅利。在大部分其他案例中，帝國不是從當地的歸化者受惠，而是透過實際移入的殖民地子民來獲利。舉例來說，數以百萬計的印度裔英國子民跨越印度洋到非洲與亞洲，擔任勞工、商人、警察與士兵。在中國的條約港，規模龐大的印度和中東子民以帝國中間人的身分進行服務。印度錫克教徒因為他們表面的軍事背景以及忠誠的好名聲，擔負起英國在殖民地香港、上海租界與其他條約港的大部分警察力量。至於在中國條約港的商業活動，印度與中東子民則發揮治外法權，管理起英國在中印之間的鴉片貿易。區別海外臺灣人與他們的英國同僚的，是臺灣人和當地中國人共享的種族與語言紐帶。
早在日本於一九三一年從中國手中奪取滿洲以前，數以萬計的朝鮮人已經定居在那裡。但是，他們大多是移民，而非歸化的中國子民。朝鮮移民大部分是赤貧的農民，他們離開朝鮮是為了尋找更適合的機會來從事水稻農耕。其他朝鮮人則移民到滿洲城市，擔任商人與走私販子，許多人得益於日本治外法權的保護，參與了非法的鴉片貿易──就像他們的臺灣同僚在華南做的一樣。朝鮮人積累的鴉片收益是日本最大毒品經濟中的一部分，而這個體系由滿洲的關東軍所掌控。相較之下，在華南沿海活動的臺灣鴉片掮客和中國當局共享利潤（無論是軍閥還是中國國民黨），但沒有和日本官員分潤，直到日本於一九三八年占領這個地區。某些朝鮮人也會為了政治而非經濟因素移居滿洲。就像遷徙到華南、華中，參與反日運動的臺灣人一樣（參見本書第二章），朝鮮的運動家也會在滿洲尋求避難所，好躲避警察迫害，並形成反日抵抗團體。
直到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當局才開始派遣數以萬計的海外臺灣人參與軍事占領（與戰前讓華南中國居民歸化的策略形成對比）。臺灣總督府遊說擴張它的行政力量，使其超越臺灣，成為包括華南海岸、南海群島、密克羅尼西亞在內的「南方殖民地」的領袖。這個計畫獲得了日本海軍支持，他們在一九三九年從法屬印度支那手中占領了南沙群島，這些島嶼隨後被置於臺灣的管轄下。但最後，總督府在日本對華南的占領中，被侷限於合作而非領導的角色，當地仍然是處於陸軍與海軍的管轄下。儘管如此，日軍還是仰賴臺灣的機構與人員來進行地區營運，以管轄華南沿海。尤其是在戰時的廈門與海南，海軍求助於數以萬計擁有雙語技能的臺灣人──包括戰前的當地居民，來幫忙恢復公共秩序並管理工商業。
在戰時的華南與東南亞，臺灣人在帝國階層之內仍然被歸類為低於日本人的二等階級，但比當地居民以及盟軍戰俘的地位要優越。就像他們的朝鮮同僚，漢人與臺灣原住民在軍事服務方面，體驗到了日本的強制與社會壓力。但是，許多臺灣人也出於愛國心和信念，志願加入日本的戰爭任務。從軍事協助到護士，自稱愛國的臺灣人和中國人以及西方盟軍交戰，以證明他們和日本人一樣有能力且忠誠。甚至是對日本人懷抱有衝突情感的臺灣人，也被戰時的海外機會所吸引──這些機會比起臺灣不只報酬優渥，也更有威望。檢驗臺灣人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角色，讓我們得以更好地理解戰爭記憶、認同，以及民族主義的脈絡，正是這些脈絡，導致了日本的南進。 （相關報導： 管中閔：台灣有一股「妖風」拒絕承認光復，走不出殖民地陰影 ｜ 更多文章 ）
＊作者白根晴治 （Seiji Shirane），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副教授，並為亞洲研究計畫的成員。耶魯大學學士、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專長為日本近代史，特別是日本帝國、殖民臺灣，以及日中關係等議題。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