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8日，中國國務院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大灣區規劃），正式將港澳兩地區的發展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拉上一個新的台階。對於北京政府而言，大灣區的規劃不但要理順珠三角地區，多城市間資源重置或錯置的發展脈絡，也要進一步夯實與豐富一國兩制在港澳地區的實踐經驗。因此，大灣區規劃並非單純的經濟整合與城市群開發議題，也是「新時代」習近平政權下「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的另項展現。大灣區的落實究竟將鞏固「一國原則」，又或者將深化「兩制差異」，台灣顯然無法輕鬆置身事外。
首先，大灣區規劃是習近平主席百年大計的難中之難。大灣區的構想雖然來自紐約、舊金山與東京灣區，但其困難與複雜度卻遠甚於此，相對於習近平主席就任以來所著意關注的幾項大型開發案，包括雄安新區、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以及海南自貿區等，大灣區存在著「一二三三」的結構現實。所謂的「一二三三」是指，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三個關稅區（中國、香港和澳門）以及三種法制（中國的共產法治、香港的普通法與澳門的大陸法系），未來在逐步落實的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爭端，目前僅在國務院設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做為協調折衷的機構，但這是否有能力處理，在整合過程中自然產生「落敗者」的不滿，將再一次拉鋸中國中央高度管治權與港澳自治權的對立。
其次，大灣區規劃最大的亮點是落實「人與訊息的自由移動」和「標準的看齊」。事實上，港澳地區與大陸地區的經濟整合早已經啟動多年，以香港為例，藉由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香港與中國內地已經基本實現貨物與服務貿易的自由化，而藉由「深港通」、「滬港通」，以及做為人民幣海外交易的中心，香港和中國內地間的資金流動也有一定的基礎。因此，大灣區的終極目標是將目前的九市二區（包括廣州、東莞、深圳、惠州、佛山、中山、珠海、肇慶和江門九市，以及港澳兩區）「同城化」，相互吸納成為一個特大城市群，讓灣區人民在就學、就業、工作、創業、生活諸方面可以融為一體，具體措施例如「一試三證」（即通過一次考試即可取得陸港澳三地的認證）、取消粵港澳手機長途和漫遊費等；除此之外，中國內地和港澳間因為發展層次不一，自然形成的各種標準差異，例如檢疫、環保等規範，也將逐步看齊。簡言之，兩區與九市將逐步的達成「一制化」。
最後，「大灣區人」意識或將激發身份認同的重塑。歷經香港雨傘革命，困擾北京政府落實國家整合的最大阻礙，來自於香港在地的認同意識：究竟回歸後的「香港人」是不是直接等同於「中國人」，成為香港內部以及香港與中國內地間最大的爭點。長期以來，北京政府試圖透過廿三條立法、香港教科書的審查、國旗國歌法的制定等，試圖將大一統的中國意識強加於香港人腦中，不料卻激發香港本土的獨立情緒與懷殖氛圍。顯然，中國的富與強並不必然促成港澳人民的「中國情」。大灣區的規劃發展提供了另一種想像可能，也就是從「香港人、澳門人」到「中國人」的過程中，是不是有可能存在一種過渡性的身份認同：大灣區人。大灣區人既是中國人，也可以彈性的解釋成不是中國人，這種模糊性所具有的包容性，是否會進一步壓縮香港泛民主派人士所冀求的國家想像，恐將成為大灣區規劃下意料外的發展。
「一國兩制」的大灣區規劃對台灣的啟發是甚麼？依據國內不同機構、不同時段的調查顯示，一國兩制在台灣並沒有太多的政治市場。事實上，台灣人民反對一國兩制，並非抵制兩制，因為現行台灣和中國現實上就是施行兩種制度，現階段大多數台灣人民反抗的是「一國」這個概念。然而，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構想卻透露出，「一國」和「兩制」間，可能透過某種經濟整合與人民需求的推動，自然地由「兩制」向「一制」演進，最終促成「一制一國」的結果。倘若這就是習近平主席所擘劃的「台灣方案」內容，當前陷於兩岸是否要簽訂和平協議的國內政局，或將冷靜思考重新思索兩岸發展的新可能。 （相關報導： 張秀賢專欄：大灣區規畫是香港的緊箍咒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