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忠觀點:也談「為什麼台灣選不出像樣的領導人?」

2019-02-23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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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兌現競選承諾?」「設置國家智庫」及「有長遠的規劃與策略」都是民主國家值得檢討及改良的方向(資料照,郭晉瑋攝)

作者認為,「兌現競選承諾?」「設置國家智庫」及「有長遠的規劃與策略」都是民主國家值得檢討及改良的方向(資料照,郭晉瑋攝)

林建山社長曾於2017年2月在風傳媒上談過:為什麼台灣選不出像樣的領導人?

觀其內容,林社長的主要論點為:台灣領導人的格局太小,易朝向「地方科員化」發展;而選民常被花言巧語及「群眾魅力」(不是領袖魅力)所迷惑,因此形成了「台灣的淺碟子社會」;而自詡為民主典範的台灣,在經過將近25年的實際驗證後,居然選不出一個像樣的領導人!

事隔2年,筆者認為宜再度觀察林建山社長所述的內容,並探討應如何改進?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政治學者及社會大眾的重視及研究。

這兩年來台灣社會的發展包括:

在2018年11月以前,已再度驗證了林社長的論點。

但在2018年11月24日台灣的地方選舉中,大多數選民已有所覺悟,因此在高雄市選出了韓國瑜這樣肯為市民著想,也有領袖魅力的市長(韓國瑜市長雖然對高雄市民已有重大承諾,但還是有不少聲音希望他出來選2020年的總統)。

由以上可知,徹底地翻轉台灣或許還不可能,但有機會慢慢建立共識,並改善目前的狀況。

其實,在林社長之前就有一些善意的批評。例如:

①風傳媒在2016年4月有一篇「觀點投書」為:低智商的台灣社會。其重點為:由台灣社會的出版物、媒體、新聞及綜藝節目等許多現象看來,都顯示了台灣人民不善思考的現象,所以低智商的社會正逐漸在台灣形成。

此篇投書也提到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先生所撰寫的《低IQ時代》(中譯本於2009年12月由商周出版)。《低IQ時代》雖是針對日本社會所寫,但許多低IQ的現象也適用於台灣。

②2016年8月許多媒體都曾報導,中國大陸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副院長金燦榮教授也曾公開說過:「在台灣待一個月,肯定會變傻」,他的論點是「台灣的的消息都是垃圾消息,完全是一個封閉小島,資訊雖然多,卻是垃圾資訊。」(筆者補充:即使偶有珍珠,也很容易被垃圾埋沒)

更有甚者,台灣的網路謠言頗多,當權者也不免需分一些心思來澄清或處理。在充斥著「垃圾資訊」的台灣社會環境下,能孕育出一位像樣的領導人嗎?然則「台灣社會環境的不良」又是誰的責任?

筆者認為,上述的負面批評雖然刺痛了台灣人民的心,但真正愛台灣的人仍宜正面看待,不應視之為「唱衰台灣」(喜歡講「唱衰台灣」者常會輕忽自我檢討,大概是自信心不足所致吧!)。

ss-1-aa-xx1-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取自MBA智庫)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取自MBA智庫)

若吾人力行「吾日三省吾身」,或能加強自我檢討,把這些批評變成進步的動力,並避免低IQ現象繼續下去。筆者即基於此種正面看待的心理,來檢視民主制度下的一些盲點以及可能的改良所在。

韓國瑜市長應否「兌現競選承諾」?

韓國瑜在2018年11月24日的地方選舉當選高雄市長後,責成他「兌現競選承諾」的聲浪不斷,尤其是親綠的陣營。此點顯示,台灣選民對「兌現競選承諾」有很深的誤解。

針對「競選承諾」到底應不應該兌現一事,筆者於2019年2月8日曾在風傳媒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標題為「兌現競選承諾?--民主制度的改良芻議」,就是希望幫助社會大眾破除「兌現競選承諾」的迷思,希望不要被此言所誤導而逼韓國瑜市長「兌現競選承諾」!

因為當選者現在最應關注的是:「施政是否會為大多數人帶來福祉」,而不是「兌現競選承諾」。畢竟,當選者施政的主要目的在「為大多數人帶來福祉」,「兌不兌現競選承諾」只是次要。

「兌現競選承諾?--民主制度之改良芻議」的重點

Tony Blair (前英國首相)於2014.12.04在紐約時報上曾發表專文「民主是否已死?」筆者為了正面回應他的專文,乃從「兌現競選承諾?—民主制度之改良芻議」切入,筆者此篇文章的重點包括:

當他/她只是一位候選人時,他/她的資源有限,所以「無法正確判斷一個複雜或生疏的問題實屬正常」。然而,當他/她當選了之後,就有很多的資源可用。在資源情況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得到不同的結論也非常正常,不是嗎?

若當選後經過深入的探討後得知,「此項競選承諾或政見有極大的錯誤時」該如何?「應該更改競選承諾」!對吧?何況,競選時的議題不只一項,選民也未見得是因為此議題而投下支持票,所以也未見得期望看到該項「競選承諾」被兌現!

但當選者不得已而必須在某項「競選承諾(政見)」上改變想法時,他有責任要清楚地說明,是為了「大多數人的福祉」或「其他原因」(例如「不可行」)而改變政見。

而以「透明化」和「坦白」的態度面對「不適合兌現的競選承諾」,才能彰顯誠信,並獲得選民的諒解。(此舉也可使候選人養成講「誠信」的習慣,並避免他在競選時信口雌黃)

在民主制度下,當選者的「競選承諾」當然要供人民「檢驗」,但「檢驗」不等於「兌現」。原因在於:人民檢驗當選者是否「兌現競選承諾」,根據的是他/她在競選階段的政見;人民應該檢驗的是,當選者經過仔細研究後的施政是否「符合大多數人的福祉」,因此二者截然不同!

在下一次選舉時,若社會上大多數人能投票給「願為大多數人之福祉著想的候選人」,則民主制度中的「良性競爭」不難落實,而古訓中的「選賢與能」也不難實現!(尤其是「選賢」的部分)。

為蓋牆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美國總統川普被16州告上法院(AP)
作者認為,由美國川普總統的行為及西方媒體發佈的消息的看來,即使是西方國家,對民主制度中「兌現競選承諾」的暸解也不太正確。(資料照,AP)

由美國川普總統的行為及西方媒體發佈的消息的看來(註),即使是西方國家,對民主制度中「兌現競選承諾」的暸解也不太正確!(亦即有此種誤解的國家不是只有台灣)

註:英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BBC News), 2018.12.24, 川普競選時的承諾-他兌現了它們嗎? 

建議「國家智庫」的緣由

現在社會上有許多事都要「專業考量」,例如氣候變遷、能源政策、年金、健保等,都需要專家提供正確訊息,不能只靠常識或邏輯。若競選時的訊息出錯,則即使出發點正確,政見還是會錯,對吧?

因此,「如何幫助社會大眾及候選人得到正確的訊息,並做出正確的判斷及決定」,看來也是目前民主制度中所缺的一環。基對此,筆者第二項的建議是:以「國家智庫」的設置來改良目前的民主制度,詳述如下:

選舉既是一項權利,也是一項義務,社會大眾宜有正確的認知,才能選出較佳的候選人。

社會上的認知能力應屬於常態分佈或類似分佈,可用下圖表示。社會上的菁英只占極少數(下圖的最右邊),其餘絕大多數是認知能力較差的社會大眾。

ss-1-aa-xx1-社會大眾認知能力分佈的示意圖。(作者提供)
社會大眾認知能力分佈的示意圖。(作者提供)

在民主制度下,由於一人只有一票,故菁英在票數上一定輸給社會大眾。但菁英可做到的是:「影響社會大眾的認知及投票意向」!亦即,社會大眾可借助於菁英,在較複雜或較專業的議題上得到正確的認知,因而能夠透過民主制度選出較佳的候選人。然而,「菁英如何讓社會大眾具有正確的認知及投票意向?」

「國家武力」與「國家智力」像是一個國家的兩隻腳,若只有「國家武力」在不斷進步,而「智力」的發展僅限於政黨層次(西方民主亦然),則國家像是「跛腳者」,能走得遠嗎?能走得快嗎?

如眾所周知,在民主國家中代表「國家武力」的軍隊已經國家化,因此政權的更替不會影響軍隊的結構,軍隊也不會干預政權的更替,二者基本上互相獨立。

若能比照「國家武力」而將智力國家化(使之獨立於政權及政黨之外),則國家智庫中的菁英可基於社會大眾的福祉做研究!而其研究結果可讓社會大眾具有正確的認知及投票意向!

國家智庫若不存在,則國家的智力將逐漸落後,社會大眾不免逐漸盲目,民粹也會逐漸崛起!在社會環境逐漸惡化之下,格局大而有遠見的領導人恐將愈來愈難產生!

「國家智庫」的功能與定位

就筆者目前之認知,國家智庫的功能包括:

以「大多數人的福祉」為基礎,主要的幫助對象是社會大眾、候選人及當選者。所以其報告以中肯、可信而涵蓋長短期效應為原則。

若候選人及國家智庫都以「大多數人的福祉」為核心,且候選人的發言也能圍繞在中肯、可信(拒絕信口雌黃)而兼顧長短程上,則選民所選出來的候選人離古人所說的「選賢」將不遠矣!

當行政幕僚及國家智庫都能以「人民當家作主」為考慮原則後,可幫助國家領導人及政務官有較佳的決策與較大的格局。此種決策若為社會大多數人所認同,則不難落實「選賢與能」中的「能」。

國家智庫在有爭議的議題上宜化繁為簡,以能清楚呈現為原則。在結論時應能將主要選項的優缺點以條列或列表表示,以便幫助讀者有較佳的了解、溝通並形成共識(避免「社會環境不良」的方式之一)。

以川普總統想在美墨邊界蓋高牆為例,他「只是想兌現競選承諾?」是否想過「此舉是否符合大多數人的福祉?」「有無更『成本有效』(cost-effective)的替代方案?」他若有正確的觀念及適當的行政幕僚,或有國家智庫,應該不難釐清此等問題。

當國家智庫與「利益集團」的論點有所不同時,國家智庫應本著「大多數人福祉」的觀點做具體說明,以幫助社會大眾、候選人及當選者因應。筆者樂觀的認為,國家智庫對「利益集團關說」及「政治獻金」的處理,會造成此二者方向上的改進!

有國家智庫的另一項好處是,若候選人的政見與國家智庫相似(都是「人民當家作主」而且具有可行性),則候選人當選後「不適合兌現的競選承諾」也可大幅減少。

20181222-央行總裁楊金龍22日出席「監察院107年巡察行政院會議」。(顏麟宇攝)
作者建議,建議,首席執行官(CEO)宜比照「中央銀行總裁」,例如採任期制、不隨行政院總辭等。圖為央行總裁楊金龍。(資料照,顏麟宇攝)

在制度上,為減少政治干擾,並提升國家智庫的獨立性及位階,筆者建議,其首席執行官(CEO)宜比照「中央銀行總裁」,例如採任期制、不隨行政院總辭等。

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比較

「兌現競選承諾?」與「國家智庫」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不存在「兌現競選承諾」的問題,而中國大陸本來就具備「國家智庫」的功能!因此較無「兌現競選承諾」及「國家智庫」的問題! 

對初出茅廬的民主國家(例如台灣)而言,民主的優點沒有學到,民主的缺點倒是承襲了不少,例如要求當選者「兌現競選承諾」,以及不具備「國家智庫」等。

難怪Tony Blair在紐約時報上要說「一些初出茅廬的民主國家,至少在短期內,不如一些獨裁國家有能力滿足大眾的需要。」

長遠的規劃與策略 

「長遠的規劃與策略」是另一項值得注意的議題。從中國大陸政府對「五年規劃」的慎重其事,以及對「策略」的深入研究就可得知,中國大陸對此極為重視。

「長遠的規劃與策略」應該由誰來擬定及執行?行政院之下的國發會固然責無旁貸,但應有位階更高的「國家智庫」以國家的立場,來擬訂最上層的規劃與策略較妥!若「長遠的規劃與策略」不足,領導人的格局會變小,國家的發展則會受限。

在目前的民主制度下,政黨常以「贏得勝選」為目標,因此不太重視長遠的規劃與策略。如果只有「黨的智庫」,而沒有「國家智庫」,則受到重視的是「如何勝選?」而非國家長遠的規劃與策略,民粹也會因而崛起(這些缺失在西方的政治上也看得到)。

難怪大前研一先生要說:「現代是低IQ時代!」人民大學的金燦榮副院長要說:「在台灣待一個月,肯定會變傻!」而林建山社長要說:「台灣像淺碟子社會!」

結語

本文乃是對Tony Blair 2014.12.04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專文「民主是否已死?」的第二次正面回應,也期望能拋轉引玉,對改良民主制度有所助益。

台灣的資訊雖多,但多是垃圾資訊,更不要說有許多假新聞。以致日本的大前研一先生、金燦榮副院長以及林建山社長對現代的日本、對現在的台灣都有一些負面批評。筆者認為,真正愛台灣者宜正面看待這些批評,並探討改良民主制度之所在。

在民主國家,代表「國家武力」的軍隊已經國家化,代表「國家智力」的智庫不是也應該國家化嗎?因為,「國家武力」與「國家智力」像是一個國家的兩隻腳,若「國家智力」的發展落後,則國家像是「跛腳者」。

本文對國家智庫的緣由、功能、定位等都做了初步敘述。若制度上獨立、高位階的國家智庫能以中肯的言論,為社會大眾、候選人及當選者提升知識並提供遠見,則它對改良民主制度將有重大貢獻。除此之外,也期望國家智庫對弱勢團體及利益集團有適當的配套。

筆者認為,國家智庫也應在「長遠的規劃與策略」上進行高位階的研究。而「兌現競選承諾?」「設置國家智庫」及「有長遠的規劃與策略」都是民主國家值得檢討及改良的方向!若台灣能在這三點上改進,則社會環境的提升將可預見,而林社長所說的「為什麼台灣選不出像樣的領導人?」或能有所改變!

*作者為柏克萊材料工程博士,前國營事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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