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山社長曾於2017年2月在風傳媒上談過：為什麼台灣選不出像樣的領導人？
觀其內容，林社長的主要論點為：台灣領導人的格局太小，易朝向「地方科員化」發展；而選民常被花言巧語及「群眾魅力」（不是領袖魅力）所迷惑，因此形成了「台灣的淺碟子社會」；而自詡為民主典範的台灣，在經過將近25年的實際驗證後，居然選不出一個像樣的領導人！
事隔2年，筆者認為宜再度觀察林建山社長所述的內容，並探討應如何改進？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政治學者及社會大眾的重視及研究。
這兩年來台灣社會的發展包括：
在2018年11月以前，已再度驗證了林社長的論點。
但在2018年11月24日台灣的地方選舉中，大多數選民已有所覺悟，因此在高雄市選出了韓國瑜這樣肯為市民著想，也有領袖魅力的市長（韓國瑜市長雖然對高雄市民已有重大承諾，但還是有不少聲音希望他出來選2020年的總統）。
由以上可知，徹底地翻轉台灣或許還不可能，但有機會慢慢建立共識，並改善目前的狀況。
其實，在林社長之前就有一些善意的批評。例如：
①風傳媒在2016年4月有一篇「觀點投書」為：低智商的台灣社會。其重點為：由台灣社會的出版物、媒體、新聞及綜藝節目等許多現象看來，都顯示了台灣人民不善思考的現象，所以低智商的社會正逐漸在台灣形成。
此篇投書也提到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先生所撰寫的《低IQ時代》（中譯本於2009年12月由商周出版）。《低IQ時代》雖是針對日本社會所寫，但許多低IQ的現象也適用於台灣。
②2016年8月許多媒體都曾報導，中國大陸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副院長金燦榮教授也曾公開說過：「在台灣待一個月，肯定會變傻」，他的論點是「台灣的的消息都是垃圾消息，完全是一個封閉小島，資訊雖然多，卻是垃圾資訊。」（筆者補充：即使偶有珍珠，也很容易被垃圾埋沒）
更有甚者，台灣的網路謠言頗多，當權者也不免需分一些心思來澄清或處理。在充斥著「垃圾資訊」的台灣社會環境下，能孕育出一位像樣的領導人嗎？然則「台灣社會環境的不良」又是誰的責任？
筆者認為，上述的負面批評雖然刺痛了台灣人民的心，但真正愛台灣的人仍宜正面看待，不應視之為「唱衰台灣」（喜歡講「唱衰台灣」者常會輕忽自我檢討，大概是自信心不足所致吧！）。
若吾人力行「吾日三省吾身」，或能加強自我檢討，把這些批評變成進步的動力，並避免低IQ現象繼續下去。筆者即基於此種正面看待的心理，來檢視民主制度下的一些盲點以及可能的改良所在。
韓國瑜市長應否「兌現競選承諾」？
韓國瑜在2018年11月24日的地方選舉當選高雄市長後，責成他「兌現競選承諾」的聲浪不斷，尤其是親綠的陣營。此點顯示，台灣選民對「兌現競選承諾」有很深的誤解。
針對「競選承諾」到底應不應該兌現一事，筆者於2019年2月8日曾在風傳媒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標題為「兌現競選承諾？--民主制度的改良芻議」，就是希望幫助社會大眾破除「兌現競選承諾」的迷思，希望不要被此言所誤導而逼韓國瑜市長「兌現競選承諾」！
因為當選者現在最應關注的是：「施政是否會為大多數人帶來福祉」，而不是「兌現競選承諾」。畢竟，當選者施政的主要目的在「為大多數人帶來福祉」，「兌不兌現競選承諾」只是次要。
「兌現競選承諾？--民主制度之改良芻議」的重點
Tony Blair （前英國首相）於2014.12.04在紐約時報上曾發表專文「民主是否已死？」筆者為了正面回應他的專文，乃從「兌現競選承諾？—民主制度之改良芻議」切入，筆者此篇文章的重點包括：
當他/她只是一位候選人時，他/她的資源有限，所以「無法正確判斷一個複雜或生疏的問題實屬正常」。然而，當他/她當選了之後，就有很多的資源可用。在資源情況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得到不同的結論也非常正常，不是嗎？
若當選後經過深入的探討後得知，「此項競選承諾或政見有極大的錯誤時」該如何？「應該更改競選承諾」！對吧？何況，競選時的議題不只一項，選民也未見得是因為此議題而投下支持票，所以也未見得期望看到該項「競選承諾」被兌現！
但當選者不得已而必須在某項「競選承諾（政見）」上改變想法時，他有責任要清楚地說明，是為了「大多數人的福祉」或「其他原因」（例如「不可行」）而改變政見。
而以「透明化」和「坦白」的態度面對「不適合兌現的競選承諾」，才能彰顯誠信，並獲得選民的諒解。（此舉也可使候選人養成講「誠信」的習慣，並避免他在競選時信口雌黃）
在民主制度下，當選者的「競選承諾」當然要供人民「檢驗」，但「檢驗」不等於「兌現」。原因在於：人民檢驗當選者是否「兌現競選承諾」，根據的是他/她在競選階段的政見；人民應該檢驗的是，當選者經過仔細研究後的施政是否「符合大多數人的福祉」，因此二者截然不同！
在下一次選舉時，若社會上大多數人能投票給「願為大多數人之福祉著想的候選人」，則民主制度中的「良性競爭」不難落實，而古訓中的「選賢與能」也不難實現！（尤其是「選賢」的部分）。
由美國川普總統的行為及西方媒體發佈的消息的看來（註），即使是西方國家，對民主制度中「兌現競選承諾」的暸解也不太正確！（亦即有此種誤解的國家不是只有台灣）
註：英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BBC News）, 2018.12.24, 川普競選時的承諾-他兌現了它們嗎？
建議「國家智庫」的緣由
現在社會上有許多事都要「專業考量」，例如氣候變遷、能源政策、年金、健保等，都需要專家提供正確訊息，不能只靠常識或邏輯。若競選時的訊息出錯，則即使出發點正確，政見還是會錯，對吧？
因此，「如何幫助社會大眾及候選人得到正確的訊息，並做出正確的判斷及決定」，看來也是目前民主制度中所缺的一環。基對此，筆者第二項的建議是：以「國家智庫」的設置來改良目前的民主制度，詳述如下：
選舉既是一項權利，也是一項義務，社會大眾宜有正確的認知，才能選出較佳的候選人。
社會上的認知能力應屬於常態分佈或類似分佈，可用下圖表示。社會上的菁英只占極少數（下圖的最右邊），其餘絕大多數是認知能力較差的社會大眾。
在民主制度下，由於一人只有一票，故菁英在票數上一定輸給社會大眾。但菁英可做到的是：「影響社會大眾的認知及投票意向」！亦即，社會大眾可借助於菁英，在較複雜或較專業的議題上得到正確的認知，因而能夠透過民主制度選出較佳的候選人。然而，「菁英如何讓社會大眾具有正確的認知及投票意向？」
「國家武力」與「國家智力」像是一個國家的兩隻腳，若只有「國家武力」在不斷進步，而「智力」的發展僅限於政黨層次（西方民主亦然），則國家像是「跛腳者」，能走得遠嗎？能走得快嗎？
如眾所周知，在民主國家中代表「國家武力」的軍隊已經國家化，因此政權的更替不會影響軍隊的結構，軍隊也不會干預政權的更替，二者基本上互相獨立。
若能比照「國家武力」而將智力國家化（使之獨立於政權及政黨之外），則國家智庫中的菁英可基於社會大眾的福祉做研究！而其研究結果可讓社會大眾具有正確的認知及投票意向！
國家智庫若不存在，則國家的智力將逐漸落後，社會大眾不免逐漸盲目，民粹也會逐漸崛起！在社會環境逐漸惡化之下，格局大而有遠見的領導人恐將愈來愈難產生！
「國家智庫」的功能與定位
就筆者目前之認知，國家智庫的功能包括：
以「大多數人的福祉」為基礎，主要的幫助對象是社會大眾、候選人及當選者。所以其報告以中肯、可信而涵蓋長短期效應為原則。
若候選人及國家智庫都以「大多數人的福祉」為核心，且候選人的發言也能圍繞在中肯、可信（拒絕信口雌黃）而兼顧長短程上，則選民所選出來的候選人離古人所說的「選賢」將不遠矣！
當行政幕僚及國家智庫都能以「人民當家作主」為考慮原則後，可幫助國家領導人及政務官有較佳的決策與較大的格局。此種決策若為社會大多數人所認同，則不難落實「選賢與能」中的「能」。
國家智庫在有爭議的議題上宜化繁為簡，以能清楚呈現為原則。在結論時應能將主要選項的優缺點以條列或列表表示，以便幫助讀者有較佳的了解、溝通並形成共識（避免「社會環境不良」的方式之一）。
以川普總統想在美墨邊界蓋高牆為例，他「只是想兌現競選承諾？」是否想過「此舉是否符合大多數人的福祉？」「有無更『成本有效』（cost-effective）的替代方案？」他若有正確的觀念及適當的行政幕僚，或有國家智庫，應該不難釐清此等問題。
當國家智庫與「利益集團」的論點有所不同時，國家智庫應本著「大多數人福祉」的觀點做具體說明，以幫助社會大眾、候選人及當選者因應。筆者樂觀的認為，國家智庫對「利益集團關說」及「政治獻金」的處理，會造成此二者方向上的改進！
有國家智庫的另一項好處是，若候選人的政見與國家智庫相似（都是「人民當家作主」而且具有可行性），則候選人當選後「不適合兌現的競選承諾」也可大幅減少。
在制度上，為減少政治干擾，並提升國家智庫的獨立性及位階，筆者建議，其首席執行官（CEO）宜比照「中央銀行總裁」，例如採任期制、不隨行政院總辭等。
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比較
「兌現競選承諾？」與「國家智庫」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不存在「兌現競選承諾」的問題，而中國大陸本來就具備「國家智庫」的功能！因此較無「兌現競選承諾」及「國家智庫」的問題！
對初出茅廬的民主國家（例如台灣）而言，民主的優點沒有學到，民主的缺點倒是承襲了不少，例如要求當選者「兌現競選承諾」，以及不具備「國家智庫」等。
難怪Tony Blair在紐約時報上要說「一些初出茅廬的民主國家，至少在短期內，不如一些獨裁國家有能力滿足大眾的需要。」
長遠的規劃與策略
「長遠的規劃與策略」是另一項值得注意的議題。從中國大陸政府對「五年規劃」的慎重其事，以及對「策略」的深入研究就可得知，中國大陸對此極為重視。
「長遠的規劃與策略」應該由誰來擬定及執行？行政院之下的國發會固然責無旁貸，但應有位階更高的「國家智庫」以國家的立場，來擬訂最上層的規劃與策略較妥！若「長遠的規劃與策略」不足，領導人的格局會變小，國家的發展則會受限。
在目前的民主制度下，政黨常以「贏得勝選」為目標，因此不太重視長遠的規劃與策略。如果只有「黨的智庫」，而沒有「國家智庫」，則受到重視的是「如何勝選？」而非國家長遠的規劃與策略，民粹也會因而崛起（這些缺失在西方的政治上也看得到）。
難怪大前研一先生要說：「現代是低IQ時代！」人民大學的金燦榮副院長要說：「在台灣待一個月，肯定會變傻！」而林建山社長要說：「台灣像淺碟子社會！」
結語
本文乃是對Tony Blair 2014.12.04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專文「民主是否已死？」的第二次正面回應，也期望能拋轉引玉，對改良民主制度有所助益。
台灣的資訊雖多，但多是垃圾資訊，更不要說有許多假新聞。以致日本的大前研一先生、金燦榮副院長以及林建山社長對現代的日本、對現在的台灣都有一些負面批評。筆者認為，真正愛台灣者宜正面看待這些批評，並探討改良民主制度之所在。
在民主國家，代表「國家武力」的軍隊已經國家化，代表「國家智力」的智庫不是也應該國家化嗎？因為，「國家武力」與「國家智力」像是一個國家的兩隻腳，若「國家智力」的發展落後，則國家像是「跛腳者」。
本文對國家智庫的緣由、功能、定位等都做了初步敘述。若制度上獨立、高位階的國家智庫能以中肯的言論，為社會大眾、候選人及當選者提升知識並提供遠見，則它對改良民主制度將有重大貢獻。除此之外，也期望國家智庫對弱勢團體及利益集團有適當的配套。
筆者認為，國家智庫也應在「長遠的規劃與策略」上進行高位階的研究。而「兌現競選承諾？」「設置國家智庫」及「有長遠的規劃與策略」都是民主國家值得檢討及改良的方向！若台灣能在這三點上改進，則社會環境的提升將可預見，而林社長所說的「為什麼台灣選不出像樣的領導人？」或能有所改變！
＊作者為柏克萊材料工程博士，前國營事業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