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大陸正義難求，那麼他為什麼就不能妥協一步，先自己過上安寧的日子，或者走進象牙塔去呢？江緒林不是沒有這樣嘗試過。他曾想像自己在沒有正義的環境下也能活得好，說：「在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國度也能淡定。並且，就是在一個缺乏正義的國度，個體仍然可以努力維繫個體的尊嚴。」
這樣想想，江緒林一度就不覺得悲傷了。但他認為，即使自己不委身正義，還是應該保持理性和清醒的認知，偶爾也幫幫手做點正義的事。兩年前，他托朋友送給維權律師滕彪5000元錢，說是支持維權運動。
然而，只想幫幫手的他眼睜睜地看著，那些他關注和敬佩的民主維權人士一個個入獄，一個個被暴力摧殘。更令江緒林更絕望的是「那些平日也不乏各種人性美麗和光彩的人們（同事、學生、路人甲）也默默地或淡然地甚至主動地配合著這一幕。」
黑暗而荒謬的現實如石頭一樣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吞噬了他生存下去的信心。對很多滿足於物資享受、不在乎自由與尊嚴的中國人，在這種沒有正義的社會裡生活沒有什麼問題。但對江緒林這類有精神潔癖、個性敏感而又體質孱弱的思考者來說，在百般掙扎之後萬念俱灰，他也就生無可戀了。
向死而生，寧做異議者而死
如果我們相信友愛可以超越生命，當我們與死者對視對話時，對方也可能想知道，我們這些倖存者將要如何活下去，即我們將如何使用這僅此一次的生命。
一些偉大宗教會給絕望的人以希望，使人產生活下去的勇氣。但宗教顯然沒能幫到江緒林。江緒林是基督徒，他認識到「淳樸的信仰使生命本身煥發出希望的色彩」，但是他又失望地論證說：「依賴宗教資源拯救社會的指望是不可以實現的。」
筆者更認同存在主義哲學，並以此作為個人的思想資源。就如法國作家加繆在小說《鼠疫》中所說：「即使自然規律決定人最終是死亡，上帝也更願意看到人們與之鬥爭，而不是雙眼望著那聽不到天主聲音的青天。」
相信生命大於苦難，相信抗爭勝於祈禱。當年納粹集中營的一些倖存者，他們在受難之初就要求自己：不僅要保住性命，而且還要成為見證人。這些苦役犯因此堅忍不拔地活下來了。
那麼，堅持活下去，向死而生的我們又能做什麼呢？這大概也是江緒林的地下之靈想要知道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按照筆者的理念，面對中共政權侵犯人權的行徑，即使我們人在海外，也絕不應該獨善其身。我們所能做是，當「姓黨」的輿論叫囂鼓噪了多少次，我們就用手中的如劍之筆做出多少次反抗。
「不做異議者，毋寧死！」江緒林之死引導我們思考，筆者在此時進一步確認了自己的生死觀。死亡是一件毋庸操心的事情，它必然會如期前來，而我們要好好操心的是，自己在死亡之前做了什麼。
江緒林的自殺既是絕望也是寄望，他否定了自己的肉體生命，卻肯定了一種更高的精神價值——正義，這是他寄望於我們去維護的理念。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本文原載香港《動向》雜誌，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