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死亡，詩人歌德吟誦著：「人不過是黑暗大地上，模糊不清的過客。」中國的莊子也認為，人生不過是「倏然而往，倏然而來而已」。無論何人，我們都欠上帝一個死亡。
儘管見慣人間生死，但獲知華東師範大學教師江緒林自殺身亡的消息，我在震驚之後還是陷入長久的哀傷與悲痛。我們都沒有忘記六/四11周年時，那位年輕學子懷著基督徒的愛與和解之信念，孤身舉著11根蠟燭，在北京大學三角地紀念六四死難者，因而被綁架帶走。
2月19日，就在央視無恥宣稱「央視姓黨」的那一天，早已陷入憂鬱之深淵的江緒林選擇了自縊。中國政治大倒退的荒誕現實與知識份子的絕望？「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他們時代變革的重負，便是在他的壓力之下死于荒野。」
驚醒的人們表達愛與理解
殯儀館的車急速地駛出校園，在寒冷的春夜送行，同事們和學生們都失聲痛哭。網路上一片哀悼之聲，朋友們在悲痛中寫出一篇篇悼念文章，一些高校師生和民間人士在各地舉辦了追思會。當江緒林孤獨離世之時，被噩耗驚醒的人們敞開心扉，紛紛向死者表達心中真誠的愛、理解與敬重。
在哲學家眼裡，最能揭示人存在之意義的是死亡。江緒林之死把我們從混混噩噩之中的狀態喚醒，令我們理解奧登的詩句：「我們必須相愛否則死去」，心懷悲憫的倖存者終於學會去表達友愛。那麼，這種遲來的關懷與友愛，對於生者和死者又有何意義？
法國作家蒙田曾說：「探究哲理就是學習死亡」，他認為人死得早晚並不重要，死得值得才是重點。在去世之後獲得如此廣泛而熱烈的愛，死者可以說不枉一死。死亡關閉了一切又開啟了一切，人們祝願江緒林在一個更美麗的地方獲得新生。
對江緒林的祭悼，是一場生者與死者的相互注視與對話。人們回憶他的音容笑貌，記起他是如何的謙遜、直率、敏感與寡言。人們追問他的生平、工作、愛情與家庭，認識他求知好學的稟賦與獨立的人格，瞭解他的思想學術成就和社會關懷，更主要的是，試圖去闡釋他的死亡。
在所有的悼詞和懷念文章之中，華師大政治學系主任劉擎的《追憶與啟迪》最令人注目。這位被江緒林稱為「罕見的謙遜與溫和」的學者，多年來像兄長一樣關懷照顧江緒林。在其真摯並具思辨性的悼詞中，劉擎把江緒林比喻為現代學院中的一枚「珍稀植物」。他說：「對於精明于功利、甚至老謀深算的流俗風氣，緒林的真誠與理想主義氣質是一道格外刺目的警策光芒。」
逃離恐怖，免於生活之蹂躪
劉擎提出了一個痛切而無解的問題：「為何友誼最終不足以幫助緒林應對內心的絕望？」談到面對江緒林的焦慮與輕生的念頭，劉擎說他曾回避「抑鬱症」這個詞，因為他覺得「將道德、價值和信仰的危機，完全化約為技術性的心理問題，這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對深刻的人性問題。」劉擎的悼詞說明，江緒林是有一定程度的抑鬱症，但自殺的深層原因卻是道德、價值和信仰的危機。
每一種自殺背後都有多種原因。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分析各種自殺類型，將自殺解釋為一種社會因素導致的現象。在《自殺論》一書中，塗爾幹宣稱：「社會的道德結構都在製造自願性死亡的偶發事件，自殺行為看似個人情操的表達，實則為社會狀況之補足與延伸」。」
知識份子之死往往是他所屬的時代之死。已故作家王小波說：「知識份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他指的年代，是伽利略低頭認罪、老舍跳進太平湖那一類年代。假如一個時代不講理，只會以理服人的知識份子就覺得不如死掉。
那麼在江緒林離開這個世界時，他面對的是一個怎樣「不講理」的時代？放眼江緒林所處的社會環境，人們看到的是社會普遍而嚴重的腐敗、貧富懸殊，環境破壞和道德淪喪，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中國的大學也黑暗得難以想像。
更可怕的是恐怖統治在中國興起，惡劣的文革之風捲土重來。近兩年，中國當局更嚴厲地施行言論鉗制、思想封鎖和宗教迫害，江緒林目睹了不少人電視認罪，也獲知不少人被非法拘禁、一些公民社會組織被監控…。
因此，朋友們在悼念時說，江緒林之死，展示了「有理想的人在當下環境中的集體苦悶」。「他的憂鬱是我們時代的憂鬱，他的孤獨是我們時代的孤獨。我們處在一片天空之下。」「眼睜睜看著極權吞噬生活，如同一個清醒的人直視著鍘刀落向頸部，清醒而痛苦。」「大限終將到來，我們都是未亡人。」「我們無一不體會到存在的荒謬，所以懷念以致敬那些最坦誠的解脫者。」
早在100年前，儒家學者梁濟對社會極度失望，曾指斥世道：「人人攘利爭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為何事。」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三天後，飽讀詩書的梁濟自殺身亡。歷史總是上演同樣的悲劇，因窒息而心碎，江緒林只能展翅逃離這個恐怖時代，以免於生活更多的蹂躪。
有靈魂的思想者必然思考正義
江緒林的自殺似乎也與所學專業有關。他是北京大學碩士、香港浸會大學博士，其研究方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留在微博上的文字是：「上主啊，請你開啟希望之門；哦，正義…我接受……。」
作為一個有靈魂的思想者，江緒林和羅爾斯一樣，把「正義」視為人類活動的首要價值，他因此臨死還在祈禱正義。這位哲學博士曾發表過研究羅爾斯《正義論》的文章。在一篇題為《愛與正義》書評裡，江緒林說他欽佩香港學者周保松，因為「他對正義的一種經驗的、真實的、親切而富於理解的愛。」
這正是江緒林最深的痛苦所在，儘管他和周保松一樣熱愛正義，但他人在大陸，不能像周保松一樣沒有顧慮地去尋求正義。他說：「保松君不必付出沉重或痛苦的代價，不必人格分裂，所處的香港社會也有空間正面包容對正義的尋求。」
既然在大陸正義難求，那麼他為什麼就不能妥協一步，先自己過上安寧的日子，或者走進象牙塔去呢？江緒林不是沒有這樣嘗試過。他曾想像自己在沒有正義的環境下也能活得好，說：「在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國度也能淡定。並且，就是在一個缺乏正義的國度，個體仍然可以努力維繫個體的尊嚴。」
這樣想想，江緒林一度就不覺得悲傷了。但他認為，即使自己不委身正義，還是應該保持理性和清醒的認知，偶爾也幫幫手做點正義的事。兩年前，他托朋友送給維權律師滕彪5000元錢，說是支持維權運動。
然而，只想幫幫手的他眼睜睜地看著，那些他關注和敬佩的民主維權人士一個個入獄，一個個被暴力摧殘。更令江緒林更絕望的是「那些平日也不乏各種人性美麗和光彩的人們（同事、學生、路人甲）也默默地或淡然地甚至主動地配合著這一幕。」
黑暗而荒謬的現實如石頭一樣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吞噬了他生存下去的信心。對很多滿足於物資享受、不在乎自由與尊嚴的中國人，在這種沒有正義的社會裡生活沒有什麼問題。但對江緒林這類有精神潔癖、個性敏感而又體質孱弱的思考者來說，在百般掙扎之後萬念俱灰，他也就生無可戀了。
向死而生，寧做異議者而死
如果我們相信友愛可以超越生命，當我們與死者對視對話時，對方也可能想知道，我們這些倖存者將要如何活下去，即我們將如何使用這僅此一次的生命。
一些偉大宗教會給絕望的人以希望，使人產生活下去的勇氣。但宗教顯然沒能幫到江緒林。江緒林是基督徒，他認識到「淳樸的信仰使生命本身煥發出希望的色彩」，但是他又失望地論證說：「依賴宗教資源拯救社會的指望是不可以實現的。」
筆者更認同存在主義哲學，並以此作為個人的思想資源。就如法國作家加繆在小說《鼠疫》中所說：「即使自然規律決定人最終是死亡，上帝也更願意看到人們與之鬥爭，而不是雙眼望著那聽不到天主聲音的青天。」
相信生命大於苦難，相信抗爭勝於祈禱。當年納粹集中營的一些倖存者，他們在受難之初就要求自己：不僅要保住性命，而且還要成為見證人。這些苦役犯因此堅忍不拔地活下來了。
那麼，堅持活下去，向死而生的我們又能做什麼呢？這大概也是江緒林的地下之靈想要知道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按照筆者的理念，面對中共政權侵犯人權的行徑，即使我們人在海外，也絕不應該獨善其身。我們所能做是，當「姓黨」的輿論叫囂鼓噪了多少次，我們就用手中的如劍之筆做出多少次反抗。
「不做異議者，毋寧死！」江緒林之死引導我們思考，筆者在此時進一步確認了自己的生死觀。死亡是一件毋庸操心的事情，它必然會如期前來，而我們要好好操心的是，自己在死亡之前做了什麼。
江緒林的自殺既是絕望也是寄望，他否定了自己的肉體生命，卻肯定了一種更高的精神價值——正義，這是他寄望於我們去維護的理念。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本文原載香港《動向》雜誌，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