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自殺背後都有多種原因。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分析各種自殺類型，將自殺解釋為一種社會因素導致的現象。在《自殺論》一書中，塗爾幹宣稱：「社會的道德結構都在製造自願性死亡的偶發事件，自殺行為看似個人情操的表達，實則為社會狀況之補足與延伸」。」
知識份子之死往往是他所屬的時代之死。已故作家王小波說：「知識份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他指的年代，是伽利略低頭認罪、老舍跳進太平湖那一類年代。假如一個時代不講理，只會以理服人的知識份子就覺得不如死掉。
那麼在江緒林離開這個世界時，他面對的是一個怎樣「不講理」的時代？放眼江緒林所處的社會環境，人們看到的是社會普遍而嚴重的腐敗、貧富懸殊，環境破壞和道德淪喪，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中國的大學也黑暗得難以想像。
更可怕的是恐怖統治在中國興起，惡劣的文革之風捲土重來。近兩年，中國當局更嚴厲地施行言論鉗制、思想封鎖和宗教迫害，江緒林目睹了不少人電視認罪，也獲知不少人被非法拘禁、一些公民社會組織被監控…。
因此，朋友們在悼念時說，江緒林之死，展示了「有理想的人在當下環境中的集體苦悶」。「他的憂鬱是我們時代的憂鬱，他的孤獨是我們時代的孤獨。我們處在一片天空之下。」「眼睜睜看著極權吞噬生活，如同一個清醒的人直視著鍘刀落向頸部，清醒而痛苦。」「大限終將到來，我們都是未亡人。」「我們無一不體會到存在的荒謬，所以懷念以致敬那些最坦誠的解脫者。」
早在100年前，儒家學者梁濟對社會極度失望，曾指斥世道：「人人攘利爭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為何事。」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三天後，飽讀詩書的梁濟自殺身亡。歷史總是上演同樣的悲劇，因窒息而心碎，江緒林只能展翅逃離這個恐怖時代，以免於生活更多的蹂躪。
有靈魂的思想者必然思考正義
江緒林的自殺似乎也與所學專業有關。他是北京大學碩士、香港浸會大學博士，其研究方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留在微博上的文字是：「上主啊，請你開啟希望之門；哦，正義…我接受……。」
作為一個有靈魂的思想者，江緒林和羅爾斯一樣，把「正義」視為人類活動的首要價值，他因此臨死還在祈禱正義。這位哲學博士曾發表過研究羅爾斯《正義論》的文章。在一篇題為《愛與正義》書評裡，江緒林說他欽佩香港學者周保松，因為「他對正義的一種經驗的、真實的、親切而富於理解的愛。」
這正是江緒林最深的痛苦所在，儘管他和周保松一樣熱愛正義，但他人在大陸，不能像周保松一樣沒有顧慮地去尋求正義。他說：「保松君不必付出沉重或痛苦的代價，不必人格分裂，所處的香港社會也有空間正面包容對正義的尋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