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川專文：追討誰的「黨產」？忘了誰的「國產」？

追討黨產在2004年也是大選的主軸之一，同樣是老掉牙的問題。從民主化的過程來看，它當然是必須清理的歷史業障，是轉型正義的重要一環。我們歡迎2016年新的政治氣象，能對這個問題有更成熟而智慧的處理。不過，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人權深度，不應當只在漢人思維的圈圈裡打轉，試問：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土是哪裡弄來的？中國國民黨的黨產又是怎麼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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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追問：日本殖民帝國的國土和日產怎麼來的？一個大家始終裝著沒看到的面容浮現了，是一張樸實、寛厚但又模糊的原住民的臉龎！當大家忙著相互追討、道歉來道歉去的時候，就沒有一個人願意真誠、謙卑地去面對台灣原住民。2004年我因而有感而發，寫了〈追討「國」産〉一文（93．11．8／後附），期盼將歷史「真相」的追問，帶得更遠一些，當然沒有得到太多的回應。

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通過，對原住民自治和相關權益的保障皆有超越國際水準的規定。十年過去了，枝節的進步是有的，但核心的變革卻原地踏步、毫無進展。關鍵就在我們國土規劃的想像中，從來就沒有認真想過為原住民追討「國產」這件事。我們的轉型正義，只為特定的人；我們對歷史真相的追問，也是半調子的。

未來中華民國的改造，不僅是憲政體制而已，行政區域合理的重劃，尤其在六都亂嘟在一起以及地方財政嚴重失衡之後，更是迫在眉睫。原住民的自治問題不能孤立處理，它必須放置在整個台灣國土規劃、行政重劃的願景下，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決。

2016年的歷史轉捩㸃，原住民的定位和角色是什麼？400年之後遲啊又遲來的正義，考驗著台灣未來民主的素質和人民的品質，它比經濟發展更根本。經濟是to have，可以生存，但不能做為立國的精神；而民主、人權是to be，可以讓我們活著有嚮往！

附：〈追討「國」產 〉

黨產的追討有它的正當性，台灣也正可以藉此機會清算一些遺留在歷史中的罪孽，深化我們的民主體質。泛綠陣營，在這一點上，的確占據了一個有利的位置，可以好整以暇地自由撥弄國民黨最敏感的神經。文宣效果上，泛綠已經相當有效地掌握了「愛台灣」的內涵與節奏。

問題也正是在這裡！選舉期間對抗的政黨拋出黨產議題，並將它和愛不愛台灣連成一氣，這固然可以對已站在有利位置的陣營產生加成的效果，但同時也模糊掉這個議題的焦點及其應有的嚴肅性。在我們看來，「追討黨產」是人民希望透過民主的程序，糾正並揭穿政治人物假借國家或民主的名號，遂行其個人或黨派之私的歷史罪惡與虛偽面具。在我們看來，這是人民捍衛自己主權的一種表現，它不應當淪為政黨的工具或選舉的策略。換句話說，「追討黨產」的終極目標不是為鬥垮國民黨，而是讓我們重新學著看清人性的軟弱以及人民與國家的真實關係。

對台灣原住民各族而言，至少到日據時代以前，都是以部落的型態生活著。日本政府來了，它以現代化的統治技術，將原住民分類、納編，迫使我們依帝國的要求改變原來的生活方式。短短五十年，台灣原住民從部落的認同步步走向國家的認同，其主體世界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達到殖民帝國的有效統治，日本政府國有化了原住民的傳統領域，管制了所有的山川河嶽，原住民被迫遷村、流離，國家的意志徹底取代了原住民族的意志。根據大正年間宜蘭四季（sikikun）、南山（piyanan）兩個泰雅部落的戶籍資料，我們驚訝地發現其中註記的犯罪紀錄，絕大多數都與「初犯刺黥」和「攜帶刀械」有關，其餘則又皆與其「自然採集」之生活習慣息息相連：

「初犯魚藤違反，勞役四日。」

「初犯路旁生木亂伐，勞役五日。」

「初犯山野燒失，勞役四日。」

其實這樣的罪罰事例，從日據時代到今天，一直都是原住民普遍的經驗。這些罪行，無一與殺人、偷竊、搶劫、淫亂或詐欺有關，卻都是泰雅族人延續千年的文化風習與生活方式。國家用「法律」剝奪了原住民的「土地」、「文化」與「生活」。

陳水扁總統在二○○○年競選總統期間，與原住民朋友簽定了〈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文件，二○○二年十月十九日並對上述文件簽署〈再肯認協定〉。二○○四年大選，陳總統更以「準國與國」關係定位其未來之原住民政策。不論這當中包含了多少選舉語言和政治修辭，陳水扁總統仍是一百年來，唯一願意將原住民問題推回歷史原點，重新釐清原住民族與國家關係的最高領導人。比起泛藍政治領袖，始終在福利照顧層次打轉，陳總統的原住民政策顯得更具想像力，並能觸及原住民靈魂的核心。

也正因為這樣，我們認為泛綠「追討黨產」的行動，應當提升其層次，注意到原住民百年來面對國家暴力的慘痛經驗——大家一起來追討「國」產。如果政黨不當取得的財產，違反正義；那麼國家不當取得的土地，也同樣違反了正義。敢於追討「國」產，人民才算當家做主。

＊作者為監察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