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結束一個星期了，在台灣第二次丟失執政權的中國國民黨，似乎還沒有回過魂來。在飛返北京的班機上，看著台灣報紙逐一點名分析朱立倫引咎辭去黨主席職務後，國民黨內還有哪些人可堪收拾殘山剩水；這些人在競選黨主席的道路上，又會怎麼合縱連橫……此情此景，不禁讓我想起一年多前、國民黨在2014年底九合一選舉慘敗、六大直轄市僅存其一之後，我在回京飛機上讀報紙時的情境。
那些標題、那些報載的內容、對人物浮沉的分析，和一張張藍縮綠漲的版塊圖表，與上次回京時在機上的所見幾無二致。
唯一的差別，是引咎辭職下臺的黨主席，從馬英九換成了當初請纓出陣、參選黨主席的朱立倫。連兩個人在辭職講話中，「我讓大家失望了」、「記取慘痛教訓」、「繼續爭取民眾的認同」等措辭，都如此的接近。
然而，選舉的結果證明瞭，哪怕在13個月前，國民黨內外就已能預料到馬英九任期內這場「最終回」大戰落敗的風險。然而，仍然控有龐大行政資源、掌握約1.95萬億新台幣的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且在立法院還有65席過半席次的舉黨上下，在過去的13個月裡，仍然束手無策，完全無法煞住頹勢。
若將鏡頭稍微搖遠一點來看，從2014年初的「反服貿學運」重創國民黨形象和政策路線自信；到2014年底的九合一選舉慘敗；台灣大都要邑悉落「敵手」後，國民黨的處境，像極了歷經三大戰役後的1949年初。此後，殘餘半壁江山裡的文武弁臣基本喪失戰鬥意志，困守朝台，坐待結局。與2000年下野、陳水扁已不到40%的微弱多數僥倖登位時不同，十六年後的此刻，全島性「綠大於藍」的選民基盤結構，經2014年底的九合一大選後被再次確認；國民黨首次同時失去行政、立法兩翼的主導權；地方派系力量動員效果再次失靈；45歲上下的中生代接班世代，在過去幾年的選舉和政局變幻中折損殆盡；島內更年輕一代的新血輪，則少有願意入黨，與國民黨為伍者。
在一片「不意外」的落敗嘆息中，卻只有為數不多的人意識到、或願意承認，民意的鐘擺恐怕是再也擺不回國民黨這一邊來了。雖然「泛藍」未必會消失，或者說在島內政經趨向偏向保守派陣營、經濟上願意走發展主義道路、在兩岸外交上採妥協務實主義的陣營和群眾主張不會消失，但是中國國民黨自己作為一個政黨組織、作為一個政治市場品牌的命運，卻可能由此走向結束、消亡的開始。
這是由幾重原因共同釀成的。首先，是歷史。
一代提醒一代，國民黨永遠洗不清「歷史的血債」
對於一個在歷史上留有欠債的老黨來說，國民黨如今面對的最大危機，就是那個歷史上沾過污水、犯過錯誤的國民黨，和每天新聞輿論、報章雜誌上看到的國民黨，不斷出現疊合和重影。這毋寧是一個從威權時代轉入選舉民主時代的老政黨的最大噩夢。從1987年解嚴以來一直到2008年左右的一段時間裡，由於國民黨主動順應時勢、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其黨人和同道仍持續在解嚴後的台灣輿論界與知識界，享有一段時期的優勢地位，故國民黨的歷史欠債，在台灣島內曾經隱而不顯或流為陳跡。
特別是在民主化及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在野了的國民黨看似逐漸甩掉了歷史的包袱，轉而成為欠缺執政經驗、躁進、缺乏外交手腕和戰略眼光的民進黨政府的對照組。特別是挾著陳水扁貪腐的陰影和馬英九上升期的個人光環，國民黨看似一度成功地與島嶼的歷史和解了，走出了威權、放棄了獨裁，成為一個後民主化時代中的正常的政治選項。
然而，從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在2000年前後接收中學教育的一輩年輕人逐漸年滿20歲、獲得完整公民權，以每年約20多萬人、每四年一屆的大選便新增百萬人上下的速度，帶著他們接受的以台灣史為中心的教育影響進入政治市場。從1998年的李登輝執政晚期由初中推開、到2006年陳水扁執政中期又進行了另一次意識形態的強化。眾人常云，台灣的本土化歷史教育建立了一套使年輕一代「遠中」、「非華化」的意識形態基盤，並逐步使他們將中國史和大陸，視為台灣的它者─或頂多只是一個關係比較密切的「它者」，而非依據島嶼地理生存空間和現有政治秩序邊界為劃分的「我者」。這固然是其中的第一層影響。
但或許是更潤物無聲的第二層影響在於，隨著台灣史課程的內容和元素不斷豐富，國民黨在台灣土地上留下的歷史欠債，便被更為钜細靡遺地挖掘出來。
其中犖犖大者，包括1947年228事件的鎮壓、隨後的清鄉整肅運動，以及從1950年代以降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思想言論政治管制等等，這些是課本上會題、課堂上會教的大體敘事框架。當然，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正面成果，諸如推行土地改革、普及國民教育、推動十大建設、善用冷戰時空建立出口導向的工業經濟成長體系等等，也並未完全從課本上抹去。
但意識形態的主戰場，實則更在課本以外、課堂以外的地方。所謂本土化教育的天然目標之一，即在於讓學生本能地對生活周邊的人事物感到親切、懷有認同，進而願意瞭解其過往，並賦予週遭環境和自我之間連結的意義。全球各地的歷史或民族主義教育，大抵都存在這種通過建立在地感情、訴說共同敘事，最終凝聚群體認同的目的性。
而當這一教育理念被放置到台灣，所帶來的客觀政治效果就是國民黨在臺灣人民生活中留下的或深或淺的傷疤，不斷地被重新翻起、重新在新一代年輕人的心頭被提醒。通過網絡平臺的串聯，有志於追索、拷問這段歷史的年輕人，開始形成線上或實體的讀書會、散發閱讀素材、訪談在壓抑年代受過不正當對待的耆老（許多皆屬和政治原因相涉），乃至於集結起來形成改造空間和城市地景敘事的線下真實行動。
諸如近年內，在台灣大學，即有學生集結呼籲為1981年被台灣安全當局約談後、莫名奇妙墜樓死於台大校園內的老校友陳文成樹立紀念碑的請願。而在南部的成功大學，亦有同情台獨的學生社團，呼籲將校內一處植有大榕樹的未名廣場冠名為「南榕廣場」，以此紀念在1989年末期因言遭罪、拒不到案，最終在辦公室內自焚的台獨政論作家鄭南榕。每一次的行動雖都由少數人發起，但經過網絡的宣傳、學生間的串聯、校方的猶豫阻擋、和來自校園外更高層政治人物的嘉許和推波助瀾後，都形成了鞭笞國民黨歷史舊帳的氛圍，更逐步影響了過去對國民黨只看當下、不論過去，甚至原本一點不在乎現實公共新聞的青年群眾。
除了由學生、青年群體自主發動的類似行動外，台灣各地於過去十多年間興辦的二二八紀念館、人權紀念園區都成為了學生們經常指定參觀的校外教學處所。此外，即使是興辦之初政治意圖相對較低的，如楊逵這樣的作家故居、蔡瑞月這樣的舞蹈家故居、乃至於殷海光這樣的思想家故居，甚至是任何一處合唱團或唱片公司的歷史長廊，人們在參觀時也仍然會看到他們在威權統治年代遭到禁言、禁演、歌曲禁唱、特務監視乃至身系纍紲的慘痛故事或荒謬篇章。
對於這些不堪迴避的過往，今天的國民黨一不能否認曾經發生過的史實；二無法禁止人們參觀出版和討論；在必須的時候，還得由政治領袖應景地出面道歉。但時至今日，這個從1945年以來便在台灣土地上功過交織、正負面影響幾乎滲入每一個村裡和家庭的全民政治組織，仍然未形成類似於《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樣的文件，對於該黨曾經犯下的錯誤給予一定程度的定性、解釋或者是自譴，讓其他新晉或在那個時代裡不負有直接責任的從政黨員們，可以卸下重負輕裝上陣，在自身與歷史之間築出一道防火牆。
打倒惡魔黨之後呢？蒼白的國民黨失去了辯解能力
於是乎，在面對越來越具體的個案輪廓、越來越鮮活生動的年輕一代的指控時，國民黨的支持者或公職人員，只能蒼白地以歷史相對主義的修辭，「啊……那個時代不能跟這個時代比啦」、「過去的時候，就都是用那樣的方法呀」，來回應從各個角落所冒出來的質疑。然而，過去的人權標準固然可能和現在的不同，但過去釀成過錯誤的國民黨，今天仍然是這個在報端、在選票上出現的國民黨。這就給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人選擇支持國民黨，帶來了心理障礙，乃至於道德障礙。
大約在十年之前，我仍然清晰記得，一位溫和而鐵桿的綠營女性支持者，坐在台灣大學的校園中，一字一句地告訴我，她認為國民黨作為一個有歷史血債的黨，根本沒有資格出現在今日台灣政治的舞臺上，不配繼續成為台灣人民的選項之一。
當時，陳水扁剛因極具爭議性的「兩顆子彈」事件勝選連任，台灣上下陷入嚴重政治撕裂，第一家庭的貪腐疑雲剛剛冒出第一縷煙霧，眼看國民黨很有可能在2008年挾馬英九的人氣班師回朝，此時用「根本沒資格出現在台灣政治舞臺」這樣的結論來標定國民黨，在當時一來顯得與時局略有脫節，二來在人群比例中，也顯得清醒但偏激，不給對手陣營留下任何餘地。
但在十年之後，經過互聯網大潮的淘洗，泛國民黨勢力在傳統媒體、出版行業中的言論優勢早已不在。擁有類似想法的人群，在台灣35歲以下的年輕人群中，雖然仍未成算得上是接近半數的主流；但是國民黨由於其歷史欠債，不應該再繼續出現在政治舞臺上的想法，從人群結構上來看，已遠遠稱不上是偏激─特別是在馬英九的任期內，馬政府又先後在「反服貿學運」中的學生違法進占行政院大樓當夜，以警棍驅離群眾、把部分抗爭學生打得頭破血流，欠下新的「血債」之後。
十年前，當首度拿到執政權力的民進黨逐漸現出貪腐跡象，國民黨很有可能捲土重來之際，不少政治觀察家均預期，台灣在戒嚴時期那種不由分說、先打倒國民黨再談、一切以「打倒惡魔黨」（台灣早年著名漫畫《諸葛四郎》的台詞）為宗旨的黑白二元對立政治模型已經結束。接下來，台灣應該要進入到一個長期穩定、健全的兩黨政治生態了，不再有什麼令人髮指、不由分說、非讓他走開不可的「惡魔黨」，充其量只是一個藍子裡待挑的兩顆爛蘋果。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歷經十年來現實公共政策的失政、國族認同板塊的消長、國民黨在台灣時期的歷史汙點不斷被拖出來銼骨揚灰、再加上國民黨自身對這段歷史反思、總結和辯護能力的失語，加上一系列以青年為發動主體的社會抗爭運動的催化渲染，竟然使從「85後」以降、絕大多數都成長在後解嚴社會裡的青年族群中，再次蔓延起一種「這樣的國民黨非先滾開不可」的情緒。彷彿，國民黨不再是籃中待挑的蘋果，而是一個必須先倒出去的惡瘤─而民進黨這顆蘋果不管再怎麼爛，年輕選民寧願去選其他不成氣候的小蘋果，也不願再給這一應該被歷史淘汰的惡瘤輸送任何養分和機會。
這一發展傾向，毋寧是台灣政黨政治一項令人意外的發展，某種程度上，也可能造成台灣民主機制運作的一種中短期危機。在2016年的這次選舉後，雖然質疑、未支持蔡英文和民進黨路線的選民仍有44%，但是反映在行政權力和議會議席中，泛藍在野陣營的發言聲量和政治能量，在未來四或八年裡，將遠遠低於44%這一數字的水準，形成一定程度的一黨或單一陣營獨大狀態。
而在選後，國民黨內部也一如過往，再次爆發是否應該改名、去掉「中國」前綴的爭論，國民黨中央過去幾年裡重點扶植的年輕世代工作人員，更直接以「草協」聯盟之名另立堂口，將半隻腳跨出了國民黨，意圖與黨外其他力量相結合，和國民黨本體拉開一定距離，尋找自身的政治新定位。在未來幾年內，國民黨確有可能去掉「中國」前綴。
但一旦如此做仍無法挽回其在政治市場中的頹勢；無法通過直面省思黨史上的汙點，和島嶼的歷史形成第二次的和解，並在黨內形成一套對內足以團結共識、對外可以回應質疑和批評的決議，則連國民黨從興中會以降一百餘年的傳承和宗法，都有可能在世代交替持續進行下的台灣，遭到新一輩的黨人拋棄。一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執政黨，紛紛在鐵幕倒下前後，將黨名改名為「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甚至如原民主德國的德國統一社會黨，最後乾脆改名為今日的「左翼黨」，割裂與前身的歷史聯繫，亦不再為舊時代前身的負債辯護。
畢竟，對一個跨越了轉型社會和政治改革前後的老黨而言，在不能拒絕、禁止人們討論過往的條件下，最大的詛咒和災難，就是歷史汙點和當下的執政缺點被合併著討論、包裹地提醒。甚至連黨籍政客們、代理主席黃敏惠在試圖引用一位本土藝術家陳澄波的名言雋語，試圖和土地拉近距離時，都會有刺耳的聲音大分貝地提醒：諸君，別忘了當年這人，就是被當眾行刑，死在國民黨軍隊的槍口下的。多麼尷尬！
在選舉民主社會中，常流行所謂的「鐘擺理論」，即選民的口味和政策偏好，會自然地因為對在位者逐漸累積的不滿，而擺盪到政治光譜的另一邊去，並在下一次的選舉中自然呈現出制衡和調整的格局。
然而，這一理論更多地考慮的是可供辯論、可供攻防、可供說理的理性的公共政策層次；一旦當公共政策層次和歷史欠債層次、意識形態層次、乃至於國族情感層次相糾葛的時候，在台灣，後者驅動選票的能量，仍略勝於理性的公共政策。一旦國民黨在後三者的領域中逐漸成為數量上的弱勢，甚至在一些脆弱環節根本無法辯解、無法還手，且直至今日，台灣都快「解嚴」近30年了，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統一的有說服力的自譴論述、足以總結國民黨在舊時代的種種「過」與「功」的時候，無論民進黨在今後的四或八年裡做得怎麼樣，國民黨人所期待的「鐘擺」，恐怕是再也不會擺回國民黨的身上了。
＊作者為在北京工作的台灣人，現任職於《財新周刊》，原刊於作者之財新博客，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