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或者自由主義者，尤其是老派的英式自由主義者，並不是像時下中國許多施密特及施特勞斯的信徒所以為的那樣，是批沒有價值傾向的虛無論者。最起碼，自由主義者要相信言論的自由。好比賈頓艾許，他可以同情歐洲穆斯林的處境，但他絕對不能接受因為信仰受到冒犯，於是就理直氣壯地跑去殺掉敢替先知造像的漫畫家。而且他還是老派的、洛克式的英國自由主義者，主張「所有神明的信奉者與那些堅持沒有神明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廣場上試一試」；所以他比較不贊成法式啟蒙運動的路子，乾脆不准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頭罩還是十字架項鍊—出現在廣場之上。這樣的自由派會擁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權，所以當年他要和哈維爾等東歐異見分子站在一起，主張出版結社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派還會看重一些最顯眼的事實矛盾，不屑於理會對那些矛盾的各種深奧辯解，所以他要說前東德禁止了自己國歌的歌詞（因為它歌頌「統一的德國」），是對自己覆滅的恐懼（因為它害怕會被西德統一）。我們知道，除了前蘇聯和前東德，這世上還真有些政權害怕人民過度認真對待國歌與執政黨的黨歌，而且居然有人辯說那是「複雜國情與時代的錯位，不能簡單判斷」（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在賈頓艾許這種自由派看來，你擔心人民把國歌當真，這就是個非常簡單的事實問題，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煩不是價值虛無，而是對付不了種種身分認同困擾背後的激情。在英國人算不算是歐洲人這個大題目上，懂得歐洲並且親近歐洲的賈頓艾許分析過其中各個應該考慮的條件之後，再度擺出了騎牆的態度：「我的結論？沒有結論，這是因為身分研究的本質很少會有明確的發現，也因為英國身分的特質。或許『沒有結論』的聲明本身就是一個結論，甚至還是一個重要又積極的結論。」身分認同也好，政治立場也好，大家通常要求的是明確的結論，可賈頓艾許這種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卻只能提供傾向。他歡迎前波蘭和前捷克政權的倒台，但他也看到了整個轉型的困難。所以他當然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當成神祇來朝拜的人那樣，不顧現實地迷信明天一定更好；但更不能如另一些憤慨現實的人，走上懷念老日子，又或者保守國家主義的道路。像賈頓艾許這般的自由主義者，總是要在信念支撐的理想傾向與層出不窮且困擾理想的事實之間，進退猶豫。
沒有結論，是個好結論嗎？
由於《事實即顛覆》離開了賈頓艾許熟悉的安全地帶，因此他在這部文集裡頭變得更像那些什麼國家的事都能夠暢談一番的「國際問題專家」，這部書於是就更能考驗他身為記者、評論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能耐了。又由於他在事實材料的擁占上不具優勢，所以帶動他寫作的信念和傾向就會變得更為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戰。他是個記者，把自己的寫作類型規定為「當下歷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切勿誤會，這不是傅柯所說的那種「現在如何成為現在的歷史」，而是冷戰「圍堵理論之父」喬治．凱南推介的學術與新聞的混合寫作），所以他當然要發掘事實，最大程度地親近現場。但他究竟是個歷史學家，就算不愛談太過哲學化的史學方法論，卻也不能百分百地信任從現場帶回來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