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實即顛覆》並非典型的賈頓艾許。因為東歐在他這部文集所占的分量真是太少了；相反，他寫了很多他不熟悉的地方，例如伊朗、緬甸，甚至香港。於是問題出現了，他憑什麼去寫那些他沒有長住過的土地？又憑什麼去和當地人溝通（訪談是記者獲得事實的首要手段，因此通曉當地語言一向是學者型記者的基本要求。賈頓艾許會波蘭文、捷克文與德文，但他懂得波斯文嗎）？他甚至從來不是研究伊斯蘭的專家，他怎能寫那麼多關於歐洲穆斯林的評論呢？當所有通向事實的管道都不是那麼扎實，當事實本身都難以獲致的時候，事實還可能有顛覆的力量嗎？
時事評論者共同的尷尬——判斷被事實顛覆
雖然提摩西．賈頓艾許在牛津大學教書，是個有地位的歷史學家，但他對學院裡的理論發展似乎沒有太大興趣，所以他不會像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那樣，在史學方法論上細緻探討事實、證明與修辭的關係。他用心的事實問題，是種更接近新聞記者專業關懷，更貼近常識意義，或許因此也更容易為人理解—同時也更容易犯錯—的問題。比如在談到第二次波灣戰爭的時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時任美國國務卿鮑爾的說法，真的相信伊拉克擁有傳說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當成事實。結果呢？他自然錯了。在整個伊拉克再度陷入分崩瓦解的今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像個不好笑的笑話一樣。不只如此，賈頓艾許在那篇文章裡頭竟還說道：「海珊政權是當今世上最令人厭惡的政權之一。他對庫德人進行了種族大屠殺，還讓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懼中。推翻他對他的國家和該地區而言都是福音。無論戰後的伊拉克會多麼混亂—肯定會混亂，就像戰後的波士尼亞、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樣—它幾乎已經不能更糟糕了。」可今天的事實卻顛覆了他當年的判斷，這大概是所有時事評論家的尷尬。
《事實即顛覆》原書出版於二○○九年，賈頓艾許本來有機會刪掉這篇他自己都很後悔當時弄錯了事實的分析；可他沒有。一來，就像他所講的，錯了就是錯了，不掩過乃是道德義務。二來，我猜讓他可以稍稍放心的，是他毫不掩飾地在那篇文章題目裡頭就已經表達出來的態度；它叫做「為騎牆派辯護」。也就是說，儘管他相信「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是個事實，相信海珊政權垮台之後的伊拉克一定會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輕言美國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對的。因為他覺得反戰派的主張也很有道理，也很說得過去。
那他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不要忘記，那可是個黑白多麼分明的時刻。布希聲稱：「你要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就是站在他們那邊。」中國則有人一邊看著電視裡的世貿大樓倒塌一邊拍手叫好，同時又有一大群自由派知識分子連署宣布「今天我們都是美國人」。戰或不戰，義或不義，幾乎沒有任何灰色地帶，而賈頓艾許居然要為騎牆派辯護？沒有立場？那你寫這篇東西幹什麼？他的解釋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所有人都必須這樣做，熱情洋溢，過分簡單地相信複雜的兩難處境中的一面，即使這樣確實可以讓電視更好看。」他甚至認為，這不單是他個人的態度：「我的直覺是，如果你在黑夜中為東尼．布萊爾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將基本上坦承這種自由派的猶豫不決。」「自由派」，就是這裡頭的關鍵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