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駐大阪辦事處長蘇啟誠輕生一事，因為家屬曝光蘇處長的遺書內容，與執政黨的說法似乎有所不同，而再起波瀾。關於蘇處長輕生的主因，執政黨和偏向他們的輿論，一直以來都堅持是「假新聞」造成的。他們歸咎於那些對外館予取予求的「巨嬰」旅客，以及認為外館出面協助是理所當然，推波助瀾的媒體輿論。
當然也有人從一開始就認為謝長廷要負主要責任。他們雖然不否認旅客的要求不合理且媒體缺乏自律，但卻認為謝長廷的怠忽職守和外交部懲處失當，才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事件的發展，最新的證據似乎對上述兩者不利，外界的批評和壓力也隨之加重。
目前雙方各執一詞，皆認為自己有理，但都沒看到各自的盲點。其實，無論「假新聞」還是「巨嬰」，都是台灣社會存在已久的現象。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主流輿論不但不予批判，甚至一度還鼓吹和美化。他們沒想到的是，這種欠缺責任意識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無法輕易被改變。等到發現自己支持的政黨突然淪為受害者，才氣急敗壞的轉為批判，早就為時已晚。
批評謝長廷的人認為他失職，但他們卻未曾想過的是，謝長廷可能也是這種政治文化下的產物，算是受害者。更何況，從過去的經驗來看，盡忠職守的官員通常沒有好下場。謝長廷的選擇看似缺乏道義，但其實頗為理性。如果硬要批評他，就顯得有失厚道了。畢竟，早就有前車之鑑供他借鏡。
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日前到台大演講，遭到前太陽花成員的鬧場和抗議，演講被迫中斷，最後更被迫狼狽離場。鬧場者指控他是「殺人兇手」，聲稱是要來討個說法。對此，輿論的撻伐聲浪卻多於同情。主要認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太陽花既然敢於違法闖入行政院，就應該要有被公權力強制驅離的心理準備。政府當然不是學校，更不是慈善機構或托兒所，即使是面對學生，也應該依法行事。江宜樺下令驅離並沒有錯，警察的手段或許有可議之處，但這些學生違法在先，應該自行承擔後果。
鬧場的學生則另有主張，他們過去的說法是，政府本來就應該保障人民有任意抗議而不被「國家暴力」鎮壓的自由。況且，馬政府違反議事程序在先，他們只是「公民不服從」而已，有絕對的正當性。即便違法，但既然佔據道德制高點，就不應該受到任何制裁。更何況，江宜樺長期以「自由主義者」自居，應該能夠理解和默許，甚至支持他們的行動才對。雖然現在的他們大多早已不記得當初主張過什麼，只剩下被警察打的記憶，但那種好像認為都是別人虧欠他們的態度，卻依然如故。
回過頭來看，支持謝長廷的人認為他不需要主動介入據說屬於大阪辦事處所管轄的事，而且根據相關規定，外館也沒有主動協助民眾的義務，所以謝長廷沒有責任。但恐怕幾乎就是同一批人，當初面對警方依法行政，強制驅離違法闖進行政院的學生時，他們卻認為江宜樺理應介入阻擋。甚至，不管江宜樺有沒有下令警察打人，他們都認為江宜樺應該負責。
批判旅客是「巨嬰」的論點，當然有部分道理。畢竟，出國旅遊本來就有風險，旅客應該考量到各種可能性，並事先防範。即使碰到困難，也應該先設法解決，這據說是一個負責任現代公民的標準。反之，就是不負責任。但批評者沒有注意到的是，無論是違法闖入行政院，或是到江宜樺的演講鬧場，太陽花成員缺乏責任意識的情況，恐怕比這些旅客還嚴重。
外館當然不是旅社，但行政院也不是學校。違法抗爭本來就有風險，更何況是強闖公署。既然敢於闖入行政院，就應該有被強制驅離、甚至是被暴力對待的心理準備。對於可能的肉體傷害和法律責任，也應該勇於承擔才是。然而，從他們對政府沒有以禮相待、妥善照顧的控訴，以及宣稱遭到江宜樺背叛時的憤恨，由此可以得知，他們原本預期政府會像學校、院長會像師長一樣對待他們。然而，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這也是他們始終都圍繞著江宜樺個人和學校場地進行抗議的原因。
他們闖入教室並打斷演講，干擾講者、影響聽眾的權益，對校方造成困擾，但卻不以為意，還理所當然的自稱是受害者。這與他們當年佔領立法院時的行徑，以及某些滯日旅客的態度遙相呼應。他們在運動期間廣為傳播與馬政府立場完全相反的服貿懶人包，如果換成當今的執政黨，肯定會認為這是「假新聞」。對此，日前被外交部控告散播「假新聞」的游姓大學生，可能多少會覺得生不逢時。
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是當年闖入行政院還是佔據立法院，或是這次的演講事件，對於相關的法律責任，有關當局似乎都不打算深究。支持謝長廷的人對此通常會表示贊同，但同時卻又譴責製造「假新聞」的游姓大學生，和其他推波助瀾的媒體輿論。他們對外館資源被國人濫用表示不滿，但卻對當年太陽花運動期間警力的耗損豪不在意。由此可見，尊重外交專業或是要求國民負責任，都只是表面的理由，他們真正關切的應該是政治立場。
另一方面，批評謝長廷的人要求他為蘇啟誠的死負起責任，但這對他並不完全公平。無論是早先的「十人毀謝小組」，或是這次大選前聲稱自己才是「吳敦義錄音帶事件」的受害者，謝長廷最擅長的就是無中生有、虛張聲勢和顛倒是非。他先是宣稱大阪辦事處要負責，出事之後卻又說要幫蘇處長討公道。雖然外界覺得是在混淆視聽，但其實這正是他的專長。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而且幾乎無往不利。這次之所以馬失前蹄，唯一失算的就是蘇處長超乎常人的責任感和榮譽心。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民進黨從來就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榮譽感更是稀缺資源。支持者不在乎是一個重要因素，包括太陽花世代在內的選民，他們重視的主要是民進黨的政治立場，而非負責任的執政態度。他們不但很少要求民進黨為自己的言行負責，甚至還經常縱容。謝長廷長期身處在這種政治環境中，致使發生誤判，實在是非戰之罪。外界指責他不道德或不負責，不但為時已晚，而且有失公允。
況且，從過去和現在的經驗來看，勇於負責的官員通常沒有好下場。江宜樺告訴太陽花的學生，即使再怎麼有理想，也必須要守法，但學生卻不領情。他依法行政且力挺下屬，算是夠負責了。但後果就是成為眾矢之的，被太陽花長期鎖定，至今仍令他困擾不已。至於做事認真負責，榮譽感極強的蘇處長，仍逃不過被當替罪羊，必須以死明志的命運。換言之，越是勇於負責，下場反而越慘。
試想，如果在「假新聞」發生的第一時間，謝長廷就公開澄清外館並沒有主動提供協助的義務，並趁機教育民眾，告訴他們出國在外要為自己負責，政府不會凡事都提供協助。如果他真的這樣做，的確夠負責。但如此積極任事的結果，或許保護了下屬，卻會讓自己成為眾矢之的。以台灣缺乏責任意識的民眾和政治人物的數量如此之多，他承受的壓力搞不好更大。倘若有幾個受困旅客在這期間不幸受傷，或遭到重大損失，他們會有多恨謝長廷，同樣可想而知。而他可能承受的指責，以及卸任後被長期鎖定的程度，恐怕未必小於江宜樺。當然，這都只是假設。
謝長廷目前的狀況看似狼狽，但其實已經算最佳狀態。他被指控不負責任，但其實他的選擇可能已經算是上策。畢竟，比起對於職場風險早有心理準備的職業外交官及其家屬，為數眾多且缺乏責任意識的普通民眾，他們的反應則更不可測。至少，蘇處長的家屬只要求外界不要扭曲遺書內容，並沒有指控謝長廷是「殺人兇手」，也沒有長期鎖定他討公道的意圖。謝長廷懂得審時度勢、趨利避害，不得不承認在這一點上，他遠比江宜樺聰明。
外界當然可以繼續調查並持續批判，但這對於讓謝長廷真心反省並願意負責，可能起不了什麼作用。畢竟，他長期處在一個缺乏責任意識的政黨中，責任感當然無從培養起。他的執政黨同志不但不曾提醒他，甚至還願意無條件提供掩護，例如吳釗燮。而那些長期對綠營態度友善的輿論，基於相近的政治立場，即使論點再離譜和矛盾，也願意不斷地替他辯護。他們執著於江宜樺到底有沒有下令打人，認為他是「殺人兇手」。但卻對真正出了人命的大事，閉口不談謝長廷的責任。謝長廷是如何被保護和寵壞的，由此可見一斑。
蘇處長的輕生令人悲傷，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公務體系的士氣。但真正悲哀的是，民進黨的執政風格，以及他們一手培養起來的這種欠缺責任意識的政治文化，短期之內應該很難改變。上焉者如謝長廷、吳釗燮等政務官，下焉者如游姓大學生、太陽花等國民，中焉者有各路親綠評論家和媒體，他們最大的共通點就是不負責任。這些人為數不少，且破壞力強。面對這種困境，稍有責任感的官員，想必都會感到沮喪。畢竟，如果真的出事的話，在江宜樺和蘇啟誠的榜樣之間，他們的選擇其實已經相當有限。
＊作者為自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