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觀點:緩解「後太陽花人格」是社會集體責任

2018-12-20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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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23太陽花攻佔行政院,隔日凌晨警方強制驅離,成為太陽花學生揮之不去的恐懼記憶。(資料照,余志偉攝)

2014年323太陽花攻佔行政院,隔日凌晨警方強制驅離,成為太陽花學生揮之不去的恐懼記憶。(資料照,余志偉攝)

鬧江宜樺演講場合,將他驅離台大政治學系講堂的,可稱之為是已經形成某種「後太陽花人格」的政治群體。這一次他們的行動,再度造成了小規模的社會分裂。這樣的分裂如果單純怪罪某一方面,只是鋪成下一次的衝突,屆時問題可大可小,難以逆料。因此要深究原因,妥為緩解,不可忽視。

後太陽花人格的生成與繼而生根,影射了社會集體的責任失調。必須由社會共同參與化解,而不是專門針對這一股後太陽花群體。因此,台大政治學系需要鼓起勇氣,面對癥結所在,好好規劃,為了對症下藥,值得重新替江宜樺再辦一場演講,讓各方有機會嘗試學習如何共處。

這次事件顯示,太陽花學運世代中走不出陰影的,仍大有人在,其中有的累積了壓抑無法發洩,也有的處心積慮要提取政治資本。但是,在政治心理過程中,他們其實是展現同樣的症候群。

簡單說,這些對於2014年的共同記憶,是透過某一種弱勢學生青年遭到家暴或體罰的敘事所承載,其中當然包含影像式肢體衝突,更重要的是,這些根據片段經歷或故事所重構而成的敘事與影像,切除了在驅離現場以外的記憶,進而取代了所有的記憶,而成為永久性的創傷記憶,因而脫離了社會共同認知的整體情節,而成為另類思覺。

他們對江宜樺高喊殺人兇手,因為那就是讓他們營造自己恐懼與痛苦的劇本記憶,也是延續自己嚴重受害的劇本記憶。於是,他們在碰到凡是關於江宜樺的事物時,殺人兇手的威脅就襲上心頭,恐怖逼真,任何反應都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自衛。

根據傑姆斯格拉斯在馬里蘭精神病院長期案例研究,那些因為承載另類思覺,而在內生的或外因的條件下陷入週期性恐懼的患者,無論是隔離或懲罰都不可能治癒。而社會如果為了方便而訴諸隔離或懲罰,不但會強化他們的恐懼,以及隨之而來的防衛性宰制衝動,也將會使社會集體的寬容能力隨之下降,進一步懲罰其他疑似患者,以至於人人都是患者,沒有人能置身事外。這等於是惡性循環,社會寬容性日低,受迫害的恐懼日高,其間傳染性強過任何病毒。

他提出的治療方案,謂之為 holding,就是用母親擁抱哭鬧不止的嬰兒作為類比,如果母親丟下哭鬧的嬰兒,嬰兒勢必對於自己的存在更加不安,成長後就更容易墜入潛意識裡的創傷,因而無法管理這種要追求宰制的慾望,也無法控制這種自己非要發洩敵意不可的衝動。而母親也因為無法對嬰兒包容,而失去連帶感,同樣陷入孤立。

嬰兒與母親的心理衛生是相互的,在精神世界裡,母親沒有比較高,嬰兒也沒有比較高。他們之間的疏離及恐懼,是社會機制失敗與社會退化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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