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江宜樺演講場合，將他驅離台大政治學系講堂的，可稱之為是已經形成某種「後太陽花人格」的政治群體。這一次他們的行動，再度造成了小規模的社會分裂。這樣的分裂如果單純怪罪某一方面，只是鋪成下一次的衝突，屆時問題可大可小，難以逆料。因此要深究原因，妥為緩解，不可忽視。
後太陽花人格的生成與繼而生根，影射了社會集體的責任失調。必須由社會共同參與化解，而不是專門針對這一股後太陽花群體。因此，台大政治學系需要鼓起勇氣，面對癥結所在，好好規劃，為了對症下藥，值得重新替江宜樺再辦一場演講，讓各方有機會嘗試學習如何共處。
這次事件顯示，太陽花學運世代中走不出陰影的，仍大有人在，其中有的累積了壓抑無法發洩，也有的處心積慮要提取政治資本。但是，在政治心理過程中，他們其實是展現同樣的症候群。
簡單說，這些對於2014年的共同記憶，是透過某一種弱勢學生青年遭到家暴或體罰的敘事所承載，其中當然包含影像式肢體衝突，更重要的是，這些根據片段經歷或故事所重構而成的敘事與影像，切除了在驅離現場以外的記憶，進而取代了所有的記憶，而成為永久性的創傷記憶，因而脫離了社會共同認知的整體情節，而成為另類思覺。
他們對江宜樺高喊殺人兇手，因為那就是讓他們營造自己恐懼與痛苦的劇本記憶，也是延續自己嚴重受害的劇本記憶。於是，他們在碰到凡是關於江宜樺的事物時，殺人兇手的威脅就襲上心頭，恐怖逼真，任何反應都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自衛。
根據傑姆斯格拉斯在馬里蘭精神病院長期案例研究，那些因為承載另類思覺，而在內生的或外因的條件下陷入週期性恐懼的患者，無論是隔離或懲罰都不可能治癒。而社會如果為了方便而訴諸隔離或懲罰，不但會強化他們的恐懼，以及隨之而來的防衛性宰制衝動，也將會使社會集體的寬容能力隨之下降，進一步懲罰其他疑似患者，以至於人人都是患者，沒有人能置身事外。這等於是惡性循環，社會寬容性日低，受迫害的恐懼日高，其間傳染性強過任何病毒。
他提出的治療方案，謂之為 holding，就是用母親擁抱哭鬧不止的嬰兒作為類比，如果母親丟下哭鬧的嬰兒，嬰兒勢必對於自己的存在更加不安，成長後就更容易墜入潛意識裡的創傷，因而無法管理這種要追求宰制的慾望，也無法控制這種自己非要發洩敵意不可的衝動。而母親也因為無法對嬰兒包容，而失去連帶感，同樣陷入孤立。
嬰兒與母親的心理衛生是相互的，在精神世界裡，母親沒有比較高，嬰兒也沒有比較高。他們之間的疏離及恐懼，是社會機制失敗與社會退化的指標。 （相關報導： 風評：追打江宜樺的太陽花，何時才會長大？ ｜ 更多文章 ）
嬰兒的世界裡，只有自己，「我」字正是後太陽花人格的關鍵字，除了我，其他都是對我的潛在威脅，因為精神狀態中只剩下「我被打」一個畫面。因此，只有在母親緊緊的懷抱下，可以免於感受威脅，但仍不能消弭已經經歷過，卻不能用文字語言來記憶的莫名的威脅。所以嬰兒的歇斯底里當然不可理喻，而這種記憶會跟隨一輩子。嬰幼兒時期的剝奪，就是成年以後墜入莫名恐懼的心理基礎。太陽花攻佔行政院以後遭遇到國家暴力，猶如母親在實施體罰，也幾乎就等於是這群政治嬰兒無法理解的剝奪，成為日後陷入另類思覺的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