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到底有多有錢？《經濟學人》統計，中國可以購買全部的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希臘的國債，這樣就可以一瞬間解決歐元區的債務危機。而且即使這樣做，中國還剩下一半的外匯儲備。
或者，中國可以購買股票，用不到一萬億美元吞併蘋果、微軟、IBM 和谷歌。全世界最有價值的五十個體育機構加起來的價格不到中國外匯儲備的百分之二。
如果買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匯儲備就可以買下曼哈頓和華盛頓；如果買能源，可以買下今年 88% 的石油供應；如果買食品，可以花外匯儲備的一半就買下美國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買安全，那麼理論上中國可以買下整個美國國防部。
我去倫敦。在地球上最貴的公寓「海德公園一號」樓下。已經在英國待了十五年的導遊小孟，仰頭看著高層，表情說不清是羨慕、自豪還是憤懣，說：「這座樓最高層的三間公寓，也就是最貴的三間據說分別是被一個卡塔爾人、一個俄羅斯人、一個中國人購買。」
中國人來了，勤勞能幹得讓全世界汗顏與驚恐。兩個義大利記者穿越亞平寧半島去尋訪中國移民，寫下《中國人不死》的書，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只工作、不生活、機智努力、封閉樂觀、死而後生、永生不死。
中國人來了，湧入世界各處富庶之地與不毛之地。
中國人來了，身披金甲聖衣，腳踏七色雲彩，更讓他顯得像個蓋世英雄的是滿懷鈔票。
中國人被許多非洲國家視為救世主，因為帶去了貿易、投資、工作和技術。而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中，作者則把中美關係形容成一場婚姻：一方負責存錢和投資，另一方則負責花錢，誰也離不開誰。
外交是利益場，中國的朋友好像都是用錢買來的。「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際」在今年卻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錢也買不到的東西。中國電力投資集團斥資三十六億美元在緬甸修建的大壩，被緬甸政府叫停。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計畫斥資約八百八十萬美元買下三百平方公里的冰島土地，也被冰島拒絕。
美國對中國的評價不再遮掩和謹慎，希拉蕊在接受採訪時直接批評中國的人權紀錄「糟糕透了」。國內媒體當然反彈式的回擊，認為印證了他們「美帝亡我心不死」的一貫判斷。《環球時報》發社論領導範兒永遠那麼正：〈警惕境外影響，但別被它擾亂〉。中國又不高興了，沉浸在境外反動勢力論的中國不曾自問：自己是不是真的成為了國際社會的異類？
如果說內政上的傲慢毫無道理，那麼外交上的軟弱簡直莫名其妙。俄羅斯用推土機驅趕從事耕作的中國農民，十三名中國船員在湄公河上遇難，中國在南海的主權節節敗退，政府的反應永遠只有一個：嚴正抗議。
如何以大國心態，去適應大國體型是尚未解決的問題，這就導致中國人如野草般蔓延世界各地，卻永遠神情倨傲，姿勢扭捏。
中國人，你為什麼這麼生氣？
2012 年，是民族主義激化的一年。中國人板著面孔，大步行進，唱著愛國頌歌，手臂如鐵錘在空中揮舞，吶喊著憤怒的話語。龍應台曾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如今，這話該重新問：「中國人，你為什麼這麼生氣？」
今年我到北京某個小學講課，無意中提到日本動漫，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忽然喊道：「抵制日貨！」振臂一呼而全班雲集響應，滿教室的孩子都在高喊：「抵制日貨！」「打倒小日本！」教室後面的黑板上有紅色的標語，其中最醒目的就是「愛國」。
「愛國主義」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從牙牙學語的兒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都時常掛在嘴邊，不假思索。細想起來，「愛國」只能說是一種情感，如何上升成一種主義？與之類似的語詞應該是「民族主義」。霍布斯鮑姆說，1848 年之後，「政府」一詞才特別地和民族的概念連在一起，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支配。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民族主義被一步步工具化利用，它是百試不爽的創可貼，作為解決內政問題手段的延伸。2008 年，北京奧運會把中國凝結成「榮譽的共同體」，四年之後，黃岩島和釣魚島把中國凝結成了「仇恨的共同體」。
2012 年 4月10日，十二艘中國漁船在中國黃岩島潟湖內正常作業時，被一艘菲律賓軍艦干擾，中方海監和漁政船前往解救時，引發中菲兩國黃岩島對峙。
相對於菲律賓國內的平靜—他們似乎更關心 Lady Gaga在馬尼拉的演唱會。中國人的一腔熱血似乎顯得有點尷尬。《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面對菲律賓，我們有足夠手段〉，文章義憤填膺地寫道：「仁至亦有義盡的時候，忍無可忍就無須再忍。」《環球時報》的標題更是讓人忍俊不禁—〈菲律賓內心希望中國揍它，中國願滿足其願望〉。
「黃岩島事件」的無疾而終證明愛國青年只在乎過程，並不問結果。而他們尚未完全發洩的情緒，在五個月之後升級、爆發。
8月15日，香港十四名保釣人士乘船進入釣魚島海域，其中七名登島。9月10日，日本政府通過對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的方針，一週之內，民眾走上了街頭。
北京的抗議井然有序得簡直可疑，《紐約時報》寫道：「幾位身著印有保釣愛國字樣的 T 恤的青年說，服裝和示威的標語均由公司組織印刷發放。不少遊行的民眾領到了一條特製的擦汗毛巾，沿途有人免費發放礦泉水。一位頭上繫著『保衛釣魚島』紅條的中年男子用電動自行車拉來兩竹筐蘋果，在路邊隔離帶外分發給示威的人們。」
地方的抗議則失序得讓人心寒，中國人堵了中國人的路，砸了中國人的車和商店。平日如冬天的蛇一樣麻木貪睡的中國人，忽然在對同胞的戰爭中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最讓人難忘的畫面是在西安遊行中，一個年輕人奮力砸車，並用 U 形鎖砸穿了西安市民李建利的顱骨。砸人者，九○後，平時也會發微薄感慨：「悲摧的九○後，九○後的我們感覺到幸福了嗎？」
杭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寫道，伊斯蘭社會的人口爆炸，讓十五到三十歲的年齡段中常常存在大量的男性失業者，也就是造成不穩定，以及伊斯蘭內部和反對非穆斯林暴力活動的自然原因。—這應當給中國人以警醒。喪權辱國的近代史教育深植於每一個中國孩子的內心，西方霸權、美國遏制、日本右翼是每一個中國成人脫口而出的敵人。當底層生活的不滿不斷積蓄，自身的屈辱與想像中的民族屈辱疊加，便引發了連串的火山爆發，形成了難以抑制的洪流。
「九‧一五」反日遊行中時隱時現的毛澤東頭像，暗示著權力遊戲的博弈，野心家們不懼被自焚的危險，煽動著民意憤怒的火焰。幾十年來，這戲碼反覆上演，我為魚肉，誰是刀俎？
＊作者為中國當代青年作家，現任《新周刊》副主編。自一九九七年從事文學創作，已出版包括《打開天窗》、《正在發育》、《邪童正史》、《第一女生》、《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等十部作品。本文選自作者與閻連科合著之《兩代人的十二月》（印刻文學）。原題〈從世界看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