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喪父之痛依然縈繞在心頭，我還是急切地想繼續我的工作，希望能找到幫助生活困頓之人的辦法。
二○○五年初，偉靜和我前往北京，參加關於身障人士議題的法律訓練課程。有一天，我的堂弟陳光東突然打電話給我，問國家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是否已經修改。
「為什麼這麼問，發生了什麼事？」我問他。他說當局似乎在鄰近的村子和縣採取嚴厲措施，派小分隊瘋狂抓人，抓到後就強迫已經生有一名子女的孕婦墮胎，或者要已經有兩名子女的父母做絕育手術。如果抓不到當事人，就抓他們的雙方父母、兄弟姐妹甚至親戚鄰居。許多人都非常擔心，聚集起來討論該怎麼辦。
「你知道我們該用什麼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嗎？」他問到。我說除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之外我不是很肯定，不過我會去查看相關法律條文。但從他提供的有限資訊，以及我過去對官員強制行動的瞭解來看，我告訴光東，官員的這些行為基本可以確定是違法的。
光東的電話讓我想起一九九二年時的非法強制墮胎，那時鎮政府的不同單位派了好幾十名官員來到東師古村，對村民施以暴行。他們把懷有第二胎的婦女從家中拖出來，逼她們墮胎；同時不論男女，在違反本人意願的情況下，對他們做了絕育手術。如果有人想逃跑，官員會去威脅他們的家庭──比如在半夜抓走並非法拘禁他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有時甚至會拆毀他們的房屋。
此外，這些冷血無情的官員會要求當事人拿出一筆鉅款──如果是已經生了兩個小孩，或是生了三個小孩的夫妻，他們大概得付出人民幣四千元──這差不多是一個農民家庭一整年實際收入的八到十倍。那些不願意或無法繳納此筆金額的人會遭受毒打，不然就被施以酷刑。
我們家也受到過迫害。我大嫂在一九八八年生下第三胎，因為這樣的「違法」，我母親必須去跟遠方親戚借錢，才在限定的二小時內繳了四千八百元罰款。大哥和大嫂被強迫節育，更甚的是他們不再讓我大哥繼續教書。他當老師幾乎有二十年了，如此一來他家就面臨嚴重的收入來源問題。
雖然一九九二年的鎮壓行動特別嚴酷，但事實是，各種不人道的非法強制墮胎一直都存在。近年的家庭生育計劃運動，在許多方面來說，都是一種持續的、反覆無常的政策。幾乎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政府就把猛烈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強加在這個國家之上。
舉例來說，關於人口問題，政府在毛（澤東）時期一開始是鼓勵人民盡量多生，用「人多力量大」支撐中國的社會主義，並以此對付資本主義的威脅。但到了一九七八年，政府覺得人口太多了，為解決人口爆炸問題，突如其來地施行計劃生育政策，每對夫妻只允許生一個小孩。不管是鼓勵生育還是限制生育，都不是按照自然的、人們的意願，而是根據國家某些人的想法去操作。
這項西方世界所熟知的「一胎化政策」往往伴隨著恫嚇的宣傳，其中比較溫和的形式，就是類似「國家資源有限，就像如果只有一個餅，人愈多，每個人分到的餅就愈小，任由人口發展最後就是人吃人」等警語；但是政府從來不會告訴你更為複雜的實際情況，也就是在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中，多十個人事實上可能會創造出一百多個餅。
經過多年的教育宣傳，多數人都接受政府關於人口控制方面的說法；同時，人們也非常畏懼由國家所操縱的暴力行徑，以至於在這段運動期間內遭到凌虐的人鮮少選擇反抗──他們獨自吞忍痛苦，甚至選擇結束性命，而政府對此似乎漠不關心。一九八○年代末期有個口號甚至說：「喝藥不奪瓶」、「上吊不奪繩」；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標語和口號變得更聳人聽聞：「喝藥給瓶，上吊給繩」、「寧可血流成河，不可多生一個」。政府的長期宣傳與殘暴的手段實際上造成大量的人口損失。
一胎化政策是空前人口災難
當局所用的墮胎方式是：針對懷孕前期、也就是一個月至三個月的婦女，不管其中差異，均強迫這些婦女違背自己的意願直接進行墮胎，完全忽略這些母親的身心健康，更不存在術後醫療這回事。懷孕三個月以上的孕婦，通常是直接注射毒藥至胎兒的頭部，之後再以催產針等藥物進行人工分娩。如果肚中胎兒六、七個月大，發生嬰兒生下來還活著的少數案例時，我聽說醫生或護士會直接扭斷嬰兒的脖子，或是丟到水中淹死。
這些無法形容的罪惡，都是經過黨的口頭同意才執行的，公然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刑法》。即便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其條文本身也呼籲落實關於如果避孕，「當事人有知情選擇的權利」。這些法律都指明，受害人能以「侵害公民個人權益、財產權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和利益」的罪名，要求計劃生育官員擔起刑事責任。換言之，官員濫用權力去綁架夫妻，或是其中任何一人，傷害他們的身體、奪走他們的金錢與財產、抑或騷擾家庭成員，都是違法行為。
因為有太多人問我該怎麼應對，我便諮詢了幾名北京的律師朋友。他們一開始很難相信，竟然會發生如此無恥的罪行──城市居民通常不太瞭解農村發生的事──而且還是這麼大的規模。當我說想代表受害者提起訴訟時，其中一名律師朋友勸我先等一等。他說，第一、計劃生育的案件非常難做，第二、這些被計劃生育官員威脅恐嚇的案例雖然很多，但只有受害當事人願意起訴時，律師才能介入並提供幫助。
我們多次與新華社、南方周末等多個媒體聯繫，告知他們前來採訪報導在臨沂地區發生的暴行；但媒體對於政府這次新的強制行動默不作聲，也幫不上忙。顯然，媒體依然受制於中宣部一九九二年的規定──禁止報導有關於計劃生育運動的消息。我也只能憤慨不已，並盡全力把這迅速發展中的危機讓更多的人知道，希望有更多敢於挺身對抗當局、並主張自己權利的人。
不讓生打死人，連喊冤都無鼓可鳴
到了八月，除了我和我的家人、李健，包括郭玉閃、江天勇、李和平、滕彪、塗畢升以及其他記者朋友都加入這個調查隊伍。我們調查的第一站就先來到費縣的某個村子，村內已經聚集了許多受害者。房仲霞告訴我們她的遭遇：
在我生下第二個女嬰後，計劃生育官員為了防止我再懷孕，就把子宮避孕器放到我身體裡。誰知二○○四年下半年，我在外打工時意外發現自己又懷孕了。梁邱鎮的計劃生育辦公室聽說我懷孕，就想辦法找我並要我打掉孩子；因為找不到我，他們採取大逮捕策略：
官員開始抓我媽，強迫她交一千元才釋放；兩個月後，他們抓我婆婆，砸壞她的東西；後來他們對我大嫂和姐夫也如法炮製，把他們拘留了一周，還用橡皮棍打、用皮鞋踹，關了不給吃喝，誰送飯來、就連那人也一道關起來。關一天交一千元押金才放人，關一周不給吃喝還要交一千五百元學習費。舅媽同樣遭到毒打，昏迷三次，腎臟嚴重受損以至於她無法再工作。接著他們找上我姪兒，以及他的老婆與小孩，還有我小姑──簡單來說，我所有的親戚都被他們找上，總數有二十二人。他們把人關在讓人難受、無法負擔、生不如死的環境，想利用無辜親戚對我施加壓力。
後來一名親戚打電話給我說：「妳再不回來，妳三姨就在裡頭被打死了！」我已經懷孕七個月，但當局拿我眾多親戚做人質，親人們的痛苦和慘叫讓我再也不能繼續保護我肚裡的孩子了。二○○五年四月十九日，我被迫現身，醫生給我注射了催生劑。經過整整一天的疼痛折磨，排出了小孩的死體，然後他們給我做了結紮手術，只有這樣他們才釋放我所有的親戚。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們持續調查，聽取並記錄下好幾十起案例。在費縣人民醫院，我們在恢復室內訪問到裴京蘭，她說出自己的遭遇：
我弟弟超生，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人衝進我家，抓著我又推又拉塞到車上；還不斷咒罵我，把我拖到計劃生育辦公室毆打。和我一起關在同一個房間的大約有三十多人，我們要求去廁所都非常困難，有個老嫗最後只能尿在飯碗內。
有天晚上，四個計生人員醉醺醺地把我叫到另一個小屋子，他們解開我的上衣，在我頭上蒙住衣服，毆打我幾乎有一個小時。他們用手指狠摳我的肋骨，痛得我放聲大哭；還要我趴在地上不准抬頭，一個人拼命壓著我的頭、掐我的脖子，其他人猛踢我的下半身，他們一邊打一邊罵說：「往死裡打她！」我又痛又怕，不知道還能不能活過那晚。他們打累了離開後，我躲在屋角哭，怕他們再回來發酒瘋，但又不敢鎖門，只好搬來一張桌子靠在門上……
費縣梁邱鎮馬下溝村的六十歲村民宋花厚：
我媳婦第一個孩子就生男孩，因此不允許她再生第二胎。不過她又懷孕了，計生委得知後就把我抓到計劃生育辦公室，把我關在那裡二十六天。他們用橡皮棍打我，用拳頭揍我的臉，把我的牙打到出血。除了我，還有很多親戚也被抓起來，因為同樣的理由挨揍，有些親戚不得不付一大筆錢才能回家。我哥也被抓起來，他們同樣用橡皮棍揍他；他們打累了，就要我去揍我哥。我說我不能打我自己的哥哥；他們見我不聽他們的話，就讓我哥打我。他們說我們兩人打得不夠狠，沒能達到他們的標準，他們就再繼續打我們，並告訴我們該怎麼用力打。
他們把我哥關了十八天，當我哥終於回家時，卻發現自己的花生還有山羊全都被偷走，損失三千多元。我哥現在還很恨我，說是因為我們家的事情讓他被抓、被打，還損失如此地多。他說如果我不給他三千元補償他的損失的話，就永遠不會跟我說話……
費縣梁邱鎮夏家溝村的夏京山：
計劃生育辦公室的七個人闖進我家，把我老婆和我丟進廂型車內，命令我幫他們揪出他們要抓的名單。我說不知道，他們就斥罵我，還用橡膠棒揍我。別無選擇之下，我只能按照要求帶他們挨家挨戶去抓人。
他們要抓的都是我的親戚，一共去了十多家，每個被抓到的都被痛毆一頓。我帶他們去抓了夏興代後，又要我帶領去抓夏興代的姐妹。其中一個計生人員說：「他的三姐夫是殺豬的，我們去不安全。」夏興代的三姐一家是唯一沒有被抓的親戚。可想而知，後來我的鄰居和親戚全都怪我把計劃生育處的人帶到他們家中──計生處人員這種在親戚鄰里間製造矛盾，更有利於他們抓捕行動的心思真的很惡毒；但親人和鄰居多不理解，到現在都還恨我不理我……
曾經為人師表，住在蘭山區的陳百高說：
我有兩個兒媳婦，大兒媳生二胎都有正常的生育手續，但計生人員還是要抓她去結紮。在找不到她的情況下，他們惡狠狠地來到我家，看到二媳婦和她兩歲多的孩子，就一起抓走關起來。我趕緊要求替換，但他們根本不同意，只允許我把孩子抱回家。
二媳婦被關在一個美其名曰「計劃生育學習小組」的屋舍裡，她被強制學習，所謂學習，就是每天晚上都會被毒打，打完之後還被迫每天繳交五十元學習費。屋子裡面一共關了六十多人，男女都有，解手就用角落的水桶。晚上幾乎沒有地方能讓人躺平，因為地板上全都是從水桶裡溢出來的尿液。二媳婦被關十二天時，實在無法承受這份痛苦便撞牆自殺，計劃生育辦公室讓我和我二兒子把二媳婦換出來，讓我們在裡面繼續遭受同樣的折磨。
我說句不好聽話，現在共產黨的幹部，拿共產黨的工資、吃老百姓的糧食，就是不給老百姓辦事，反過來欺壓老百姓。舊社會小縣官都還有個大堂，只要老百姓一敲堂鼓，他就升堂問案。現在你連個堂鼓都沒有，你冤死沒人管。
四十四歲的肖瑞賓：
計劃生育處的人把我抓去後，將椅子反過來放，要我趴在椅子腿上。有個人把我的頭往下壓，另外有人拿橡膠棍揍我。他們說打死我都無所謂，頂多給我的家人二萬元喪葬費。他們不斷揍我，打到我昏過去再用冷水潑醒我，再繼續揍……
我們還去到探沂鎮，拜訪老先生石明理的家人。石明理因為兒子超生而被抓去拘禁，他被放回家之後，官員們接著找上他的女兒和女婿。女婿逃走了，計劃生育處的官員就找上女兒的鄰居。老先生最後去了計劃生育辦公室，說願意替換那鄰居，但遭到官員們拒絕；他希望用金錢把鄰居買出來，也沒成功。不幸的是，鄰居一點都不同情他，還說就是因為石家的事害她的丈夫被抓。絕望的石明理最後只好喝農藥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們很少聽到受害者對墮胎和絕育手術的詳盡描述，因為那是極其巨大的創傷，過於隱私而無法公開討論。強制墮胎除了非法和不人道之外，還拆散家庭、讓手足失和，摧毀友誼、把鄰居變成敵人。而我也非常確信，我們所記錄下來的這些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當我聆聽這些受害者期盼得到正義與撫慰的聲音時，自己靈魂深處也感受到他們的傷痛。他們的遭遇堅定了我的信念，「文革」從來就不曾結束過──不過就是轉移而已。只要黨對人權捍衛者、宗教人士、法輪功信眾，或是育有一個以上嬰兒的婦女發起反對運動，「文革」便依舊存在。任何人，不論是誰，都在這場運動中受到株連和傷害。
這些人的遭遇被記錄在最為詳盡的報告中。滕彪和郭玉閃寫下事件，我把這些強制墮胎行動的虐待行為之訪談交給了外國媒體。這給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帶來了壓力，他們發出一份聲明，宣布臨沂地區所採取的措施確實已經違法，並要求負責此事的官員引咎辭職，或是懲處。不管他們如何反應，我們持續整理這些個案，並準備在費縣等地的調查結果基礎上，對臨沂計劃生育委員會提起大規模的集體訴訟。儘管成功的機會相當渺茫，但我們全都願意放手一搏。
小檔案：
作者陳光誠，為中國著名盲人維權人，自學法律知識幫助村民與殘疾人士爭取權益，被譽為「赤腳律師」。2005年，因為披露臨沂市非法強制墮胎一事，招致迫害於隔年被誣陷入獄。2010年出獄後轉為在家拘禁，2012年4月，在妻子袁靜偉協助下，穿越有若天羅地網的監視，數日後進入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尋求庇護，並於同年五月中離開中國，抵美。
＊本文選自作者赴美後的第一本傳記《盲眼律師；在黑暗中國尋找光明的維權鬥士》（八旗出版）。
《盲眼律師 : 在黑暗中國尋找光明的自由鬥士》新書分享會：
11.20｜五｜8:00pm-9:00pm ｜台大店3Ｆ 藝文閣樓
主講｜施逸翔 (台灣人權促進會 副秘書長 /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執行秘書 )
主持｜洪源鴻 (八旗文化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