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以為，可以讓中國變成「亞洲的美國」——既然曾經在太平洋戰爭中殊死搏鬥的日本都能成為美國在亞洲的模範盟友，並無血海深仇的中國為何不能呢？但是，美國人忽略了一個關鍵的事實：中美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即價值觀的衝突。這不是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而是文明與不文明的衝突、民主與專制的衝突、自由與奴役的衝突。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共產黨的本質是極權主義，它要麽像蘇聯東歐的共產黨那樣徹底瓦解、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要麽像中國的共產黨那樣，將自己打扮成「半個西方國家」，然後尋找合適的時機，對西方發出致命一擊。
習近平執政之後，對美國的妖魔化宣傳變本加厲。中國異議作家慕容雪村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分析說，中國人對美國的仇恨對來源，主要是因為國家宣傳的影響。「因為新聞審查和信息封鎖，許多中國人都對中國之外的事物缺乏基本瞭解。近幾十年來，雖然中國政府一直避免和美國發生正面的衝突，但在其國內宣傳中，卻一直視美國為敵。再加上六十多年從未間斷的仇美教育，讓許多人對美國懷有一種非理性的敵意。」如果沒有美國這個「亡我之心不死」的敵人，共產黨擴軍備戰就失去了說服力，正如慕容雪村所說：「和大多數專制政府一樣，中國政府也喜歡扮演『人民的保護神』，但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外部敵人，它的保護顯然將失去意義。中國政府需要一個『強大而心懷惡意的』美國，這已經成了它的合法性的重要來源。」這就是喬治·歐威爾在《動物莊園》中使用的「公共汙水溝」的概念。
中國不滿足於做亞洲的霸主，還要顛覆二戰之後形成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那麽，美國應當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呢？這是百年一遇的挑戰，其嚴峻程度甚至超過此前納粹德國、日本、蘇聯以及伊斯蘭世界的挑戰。白邦瑞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提出了美國應對中國挑戰的十二個步驟：承認問題；明確計算美國已經送出了多少援助；精準評估競爭力；發展競爭戰略；團結美國內部陣營；建立反制聯盟；保護政治異議人士；堅決面對反美的競爭行為；查緝並懲罰汙染分子；揭發貪瀆及新聞檢查；支持民主改革派；密切觀察中國鷹派和改革派之間的角力。
然而，這些睿智的意見，美國的決策者未必聽得進去。比如，就保護政治異議人士而言，近年來美國政府毫無作為，眼睜睜地看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長期被關押，同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奧巴馬無視數十名諾貝爾獎得主寫給他的呼籲信，根本沒有公開、嚴肅而堅定地向來訪的習近平提出釋放劉曉波的議題。比如，就揭發貪瀆而言，那麼多中國高級官員的親人在美國購置房產、就讀名校，包括習近平、薄熙來的子女，美國政府卻從不調查他們的資金來源——如果美國的司法當局詳細調查和公佈相關訊息，將對中國當局統治的合法性帶來巨大衝擊，並讓中國民眾對美國民主、自由、公正的價值持更正面的看法。比如，建立反制聯盟，早在二零零六年，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就發表了一份題為《鍛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是名為「普林斯頓國家安全專案」的最終成果。該報告建議在聯合國之外建立「民主國家聯盟」，以應對非民主的國家和勢力的挑戰。法國學者菲力浦·尼摩也曾提出「致力於西方聯盟」的想法，這個集合西歐、北美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聯盟，是一個共同協商和協調一致的制度化空間，一個由在法律上平等的國家所組成的自由的邦聯，它將是「歷史上一切持久的政治實體的本源」並應對外部的其他地理和政治實體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