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訪美不到一個月後，旋即訪英，且不惜以三百億美金投資的龐大經濟利益，來換取政治面子。英國人身上有海盜和商賈的血統，在商言商，盡量滿足習近平的虛榮心：由女皇陪同習檢閱儀仗隊、坐皇家金馬車、下榻白金漢宮以及在西敏寺發表演講。
這一系列景象，讓人想起美國學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名著《西方將主宰多久：從歷史的發展模式看世界的未來》的前言中，虛擬的歷史場景：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大敗英國，一八四八年，維多利亞女王在雨中於倫敦泰晤士河畔的碼頭下跪，恭迎大清駐英總督耆英。「道光皇帝恩准將英帝國納為中國的領地，並准許英國遵從中國之道。」事隔一百六十七年，那一幕終於變相實現！在習近平心目中，這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鐵證。畢竟，在中共的民族主義主歷史敘事裡，中華民族的屈辱，是由鴉片戰爭及割讓香港肇始的。如今，習近平以天朝大國中興之主的姿態高調訪英，英國人鞍前馬後、禮炮喧天，終於一洗一百多年來中國被西方列強欺淩之恥辱。
英國向中國「叩頭」，被英國首相卡梅倫的前策略顧問希爾頓（Steve Hilton）批評為「國恥」，希爾頓表示：「事實是，中國是個流氓國家，就跟俄羅斯和伊朗一樣卑劣，我不懂為甚麼我們要向他們獻媚，而不是對抗他們，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他又說：「我認為我們應考慮制裁中國，而不是張開紅地毯來迎接他。」希爾頓的觀點，也是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 在《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一書中所論證的觀點：中國從來沒有想過實現民主轉型、與西方和平共處；中國早從毛澤東時代就有一套通盤的戰略，計劃要在2049年即中共建政一百年之前，取代美國，稱霸世界。
一名中國通為何將自己的錯誤大白於天下？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James Woolsey）給予白邦瑞的著作以極高評價：「白邦瑞先生為CIA進行的調查研究為他贏得了『傑出貢獻局長獎』，本書正是根據這份研究寫成。在書裡他精采地回顧了他如何從一位「擁抱貓熊派」覺醒過來，進而以審慎的態度孤軍奮戰，警告我們中國圖謀稱霸的長期戰略。」白邦瑞自一九六九年進入CIA，專責中國情勢分析。多年來，他透過與中國叛逃至美國的間諜、異議人士的接觸，與中國軍方將領、戰略學者的討論，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國防部對中國的機密調查研究，逐漸驚覺美國與整個西方世界都受到中國刻意的愚弄，以致於中國在「韜光養晦」、「和平崛起」的煙幕下快速發展，並在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後，逐步挑戰既有的世界秩序。
這本著作與其他研究中國的專著相比，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作者如實地記載了他本人痛徹肺腑的自我反省、自我檢討，梳理了自己從「被催眠者」到「覺醒者」的長達三十多年的心路歷程。中國古人是「十年一覺揚州夢」，白邦瑞則是「三十年一覺中國夢」。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和挫敗，是人的本性，尤其是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尼克森和季辛吉從未承認過他們被毛澤東玩弄於股掌之間，愛德格·斯諾和費正清也從未承認過他們嚴重誤判中共的極權本質——倒是斯諾的遺孀、八十多歲的洛伊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拒絕中國官方的訪華邀請，二零零零年清明節以旅遊簽證前往北京為丈夫掃墓並表示將前往拜訪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行前通過媒體發表的簡短聲明稱：「是一個母親和她的兒子，對另一位失去了兒子的母親所能表達的同情和安慰，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門屠殺中失去親人、又在後來的歲月裡被剝奪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親和難屬們，表達我們母子和他們的團結之心。」斯諾夫人和兒子在人民大學門口被阻止進入，同時丁子霖被大批國安員警堵在家中；而另一位天安門母親蘇冰嫻更因曾與斯諾夫人作簡單交談被員警羈押。洛伊斯在離開中國時發表聲明稱「我不能繼續對基本人權受侵犯的事保持沉默。」
白邦瑞與洛伊斯一樣，不再以戴上中國政府賜予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冠冕為榮。從尼克森時代就參與中國政策制訂，也曾代表美國政府與中國談判，擔任過白宮與國會各種中國政策幕僚，他承認自己多年來被中國騙得團團轉，幾乎就是「被人家賣了還幫著數錢」。白邦瑞在尼克森時期積極向季辛吉建議與中國合作，在雷根時期擔任國防部助理副部長時，主張提供敏感的先進刺針飛彈給阿富汗叛軍來攻擊蘇聯直升機和戰鬥機──等於美國出武器幫中方打擊對手蘇聯，這讓鄧小平非常高興。長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決策者和民間社會沉迷於對中國一廂情願的想像之中——這種想像當然也由中國方面精心的裝飾、宣傳與誘導所形塑。
白邦瑞說：「不惜代價協助中國、幾乎盲目到看不見中國人的親善或惡意——籠罩了美國政府與中國打交道的方法。」如今，是到了戳破這個美麗卻有毒的肥皂泡的時刻了。白邦瑞寧願痛陳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也要把這本書當作一記警鐘，喚醒更多仍在沉睡的人們——包括不少對中國心存幻想的台灣人，他在本書台灣版的序言中調侃說，這是中共最不願意讓台灣人讀到的一本書。
美國如何應對百年一遇的挑戰？
近代以來，美國是對中國幫助最大的國家之一，從宣教士創建大學和醫院，到抗戰期間兩國軍人併肩作戰，再到八十年代至今向中國輸出先進技術及幫助中國培訓數百萬人才。美國也是對中國懷抱最大善意的國家之一，美國是惟一對中國沒有領土索求的西方強國。即便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政權崩潰之後，美國仍然誤以為中共政權不是蘇聯那樣的共產黨政權，具有儒家文化之特質，可以繼續與之交往。直到韓戰爆發，中國直接與美國在戰場上兵戎相見，美國才不情願地斷絕了這一念頭。此後，美國並未「吃一塹長一智」，七十年代尼克森訪華、卡特與中國建交，八十年代中美進入一段蜜月期，又經歷了「六四」屠殺的頓挫之後，到了克林頓時代兩國經貿關係突飛猛進，並逐漸演變成今天的格局。
美國人以為，可以讓中國變成「亞洲的美國」——既然曾經在太平洋戰爭中殊死搏鬥的日本都能成為美國在亞洲的模範盟友，並無血海深仇的中國為何不能呢？但是，美國人忽略了一個關鍵的事實：中美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即價值觀的衝突。這不是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而是文明與不文明的衝突、民主與專制的衝突、自由與奴役的衝突。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共產黨的本質是極權主義，它要麽像蘇聯東歐的共產黨那樣徹底瓦解、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要麽像中國的共產黨那樣，將自己打扮成「半個西方國家」，然後尋找合適的時機，對西方發出致命一擊。
習近平執政之後，對美國的妖魔化宣傳變本加厲。中國異議作家慕容雪村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分析說，中國人對美國的仇恨對來源，主要是因為國家宣傳的影響。「因為新聞審查和信息封鎖，許多中國人都對中國之外的事物缺乏基本瞭解。近幾十年來，雖然中國政府一直避免和美國發生正面的衝突，但在其國內宣傳中，卻一直視美國為敵。再加上六十多年從未間斷的仇美教育，讓許多人對美國懷有一種非理性的敵意。」如果沒有美國這個「亡我之心不死」的敵人，共產黨擴軍備戰就失去了說服力，正如慕容雪村所說：「和大多數專制政府一樣，中國政府也喜歡扮演『人民的保護神』，但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外部敵人，它的保護顯然將失去意義。中國政府需要一個『強大而心懷惡意的』美國，這已經成了它的合法性的重要來源。」這就是喬治·歐威爾在《動物莊園》中使用的「公共汙水溝」的概念。
中國不滿足於做亞洲的霸主，還要顛覆二戰之後形成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那麽，美國應當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呢？這是百年一遇的挑戰，其嚴峻程度甚至超過此前納粹德國、日本、蘇聯以及伊斯蘭世界的挑戰。白邦瑞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提出了美國應對中國挑戰的十二個步驟：承認問題；明確計算美國已經送出了多少援助；精準評估競爭力；發展競爭戰略；團結美國內部陣營；建立反制聯盟；保護政治異議人士；堅決面對反美的競爭行為；查緝並懲罰汙染分子；揭發貪瀆及新聞檢查；支持民主改革派；密切觀察中國鷹派和改革派之間的角力。
然而，這些睿智的意見，美國的決策者未必聽得進去。比如，就保護政治異議人士而言，近年來美國政府毫無作為，眼睜睜地看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長期被關押，同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奧巴馬無視數十名諾貝爾獎得主寫給他的呼籲信，根本沒有公開、嚴肅而堅定地向來訪的習近平提出釋放劉曉波的議題。比如，就揭發貪瀆而言，那麼多中國高級官員的親人在美國購置房產、就讀名校，包括習近平、薄熙來的子女，美國政府卻從不調查他們的資金來源——如果美國的司法當局詳細調查和公佈相關訊息，將對中國當局統治的合法性帶來巨大衝擊，並讓中國民眾對美國民主、自由、公正的價值持更正面的看法。比如，建立反制聯盟，早在二零零六年，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就發表了一份題為《鍛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是名為「普林斯頓國家安全專案」的最終成果。該報告建議在聯合國之外建立「民主國家聯盟」，以應對非民主的國家和勢力的挑戰。法國學者菲力浦·尼摩也曾提出「致力於西方聯盟」的想法，這個集合西歐、北美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聯盟，是一個共同協商和協調一致的制度化空間，一個由在法律上平等的國家所組成的自由的邦聯，它將是「歷史上一切持久的政治實體的本源」並應對外部的其他地理和政治實體的挑戰。
中國會步軍國主義的日本的後塵嗎？
習近平在訪美時表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加深相互瞭解可以幫助防止美國或中國的戰略誤判。「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個說法是哈佛大學政治學者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講的是雅典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觀察到的一種現象，即雅典實力增長導致斯巴達產生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
從中共的修辭學來看，中國領導人的公開言論從來都要「反著讀」，他們的公開言論跟私下裡的說法和想法完全相反。對於這一點，白邦瑞在書中有諸多有趣的細節可以驗證。所以，習近平突兀地否認「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恰恰說明他要「問鼎天下」的野心已呼之欲出。
美國過去擊敗過來自納粹德國、軍國主義的日本和共產體制的蘇俄的挑戰，在過去的那些敵人當中，跟今天的中國最為相似的是日本。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那場殘酷的戰爭中，中國是日本侵略行徑的受害者，中國與美國一同對抗日本。吊詭的是，今天的中國正在重蹈昔日日本的覆轍，從受害者搖身一變成為加害者。
中共既然想學當年的日本挑戰美國，以實力對比而論，中國有勝算嗎？在工業生產規模、人力以及掌控的資源方面，中國都遠勝當年的日本。在鋼鐵生產量等一些方面，中國甚至已經超越美國。然而，在工業的精密度和水準上，中國即便與當年的日本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比如，日本偷襲珍珠港時，所有的航母、戰艦、戰機和重型武器都實現了完全自製，很多領域甚至優於美國，但今天的中國還無法自行建造航母，所謂的先進戰機都從俄國的二流技術中拷貝而來。中國軍隊的將領和士兵的素養，更無法跟當年的日軍相比，嚴重的貪腐問題籠罩著整個軍隊，習近平的反腐治標不治本。當年日本有德國和義大利等盟國，而今天中國環顧全球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北韓算不上願意與中國同甘共苦的盟友。在實力的背後還有更重要的東西就是價值觀，中國在價值觀上更是空空蕩蕩——當年的日軍至少還有神道教和天皇崇拜為信仰，今天中國軍人早已不知為何而戰。
白邦瑞的這本書以中共操弄的戰國時代的古老智慧，特別是《孫子兵法》為脈絡展開，認為中國的崛起以及野心的達成，《孫子兵法》等古籍功不可沒——中國的鷹派領袖、將領和學者大都對《孫子兵法》倒背如流。在這一點上，我跟白邦瑞的看法有所差異。《孫子兵法》可以讓一個政權、一個國家、一支軍隊暫時獲勝，卻不能永遠獲勝，因為它論述的只是技巧、戰術層面的問題，並未達到戰略與價值的高度。要支撐一個國家或民族長久的強盛，必須要有提供源源不斷的能量的價值，正如法國學者菲力浦·尼摩在《為什麼是西方？》一書中所指出的：
「如果存在一種西方特性，那麽這種特性就是西方在肯定自己對人權的承諾、推行法治國家及通常所說的法律途徑的同時，它似乎寧願打破舊的純權力邏輯、更看重科學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繼續人類狩獵時代的捕食生活。」
他又特別指出：「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沒有任何人類社會最終能夠逃避法治社會和市場的普遍價值這兩個西方發明的實踐，除非這個社會願意接受與那些採納了西方法律和市場的社會相比永遠低人一等的結構性狀況。」他也舉例論證說，日本、韓國、香港、台灣、新加坡以及若干東南亞國家，採納了西方文明中的很多部分而快速實現現代化，明白地證明瞭西方社會的原創價值和制度的潛在普及性。
而拒不接受普世價值的中國，即便依靠奴役數億勞工的「低人權優勢」、環境破壞、竊取西方的知識產權以及對能源的竭澤而漁，獲得了一段時間內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國家實力的蒸蒸日上，但這種模式並不比納粹德國、軍國主義的日本和共產體制的蘇俄更高明，同樣無法持續下去。美國學者譚寶信（Timothy Beardson）以「跛腳巨人」形容之，在我看來，這個比喻還是過於客氣了，中國更像聖經中形容的「泥足巨人」——如果不去推它，它會一直施施然地站立在那裡，威風凜凜、顧盼自雄；但如果我們都不怕它，都勇敢地去推它，它一定會倒下。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