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外人僵固化印象認為是舉世「工時最短、勞動者最確幸」的法國，其實是個，國民相當勤勉務實且又極具創意創新能力的先進國家。臺灣最需要向法國取經學習的，不應該是爭取更短的剛性工時規制，而是勤勉創新的精神與努力。
看到法國社會的勤勉努力
我在十月初，應邀出席在全球最負盛名酒鄉波爾多（Bordeaux, France）舉行的2015年第22屆ITS世界大會（22nd ITS World Congress），並作一場特別論壇的主題演說，因此在巴黎、波爾多、阿姆斯特丹前後總共停留了13天時間；這也算是，近二十年來個人最長一次遠行開會演講行程。為了維持過去30年來清早五時出門晨跑運動的良好慣性，也就風雨無阻地照錶操課了十三個清晨時間。
從巴黎塞納河濱(Seine)，波爾多吉鴻德河(La Gironde)或加隆河(La Garonne)畔直到阿姆斯特丹運河邊(Canal de Amsterdam)，每天侵晨五點所看到的是，巴黎地鐵、波爾多輕軌、阿姆斯特丹複合運輸系統，早已全面開始營運，趕赴工地及職場上班的勞動者及基層員工，已然車擠路忙。這些城市居民過的是朝五夜晚的工作型態，與早年臺灣人雞鳴即起的勤勉努力，並無二致。
薩柯齊廢棄每周「超短工時36」規定
法國人的晚餐是遲至九點鐘才開始上第一道菜，正式晚宴總是不到深夜十二時之後，不會停歇；上班族的第二天上班開會時間，都同樣九點鐘起，一點都不含糊；而餐飲業的員工，也同樣都是上午九時正，即已上工。
以計時為主要薪給型態的法國勞工，為了賺足養家活口的錢，專兼兩個以上工作的，為數並不少。
這跟我們到今天都從紙面消息看到的「超短工時」「涼爽工作」的法國人、荷蘭人的一般「過去式」形象，是有很大不同。事實上，法國在2010年薩柯齊總統任內，早就廢棄了每周工作36小時的「超短工時」規定，予以放寬為今天多數國家規範的46小時常態；臺灣的勞動運動團體，直至今天猶然說法國工時僅36小時的印象說法，馴非事實，而以之逼使勞基法做出錯誤修法，更是大謬。
創意創新一直領先全球的高科技產業經濟社會
而真正會讓法國成為先進的知識經濟社會、文化古都、創新專利的領先國家，以至於科技產業世界競爭力一流經濟體，最重要的是從政府到民間的「高密度R&D比重支出」，以及傳統與現代的高度創意結合，而且使創意與事業創新可以無縫結合。
在法國，幾乎所見產品／服務，都充滿「創意內涵」及「創新加值」，也因此使得法國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總是名列前茅，甚至於從產業化、事業模式化及全球化之中，締造出整體國家社會的良好經濟表現，也發揮了市場社會主義的幸福國家績效。其背後的實力基礎，正是「勤勉」與「創新」的總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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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ITS世界大會的102國家12,000出席代表及參展的450家全球馳名的跨國企業廠商，互動觀摩比較、簡報演示、技術訪問過程中，更可以關鍵性看到，從國家國防科技產業到民間產業部門，即使是任何民間小手工業工作者，從工廠、生產線、工地到作業點，到服務業買賣現場，處處時時都可以看到創新創意的做法、想法，乃至制度規範及程序方法；創新創意，使法國社會上，無論是高度世界都會城市的巴黎，到波爾多鄉村的瑪歌(Macau)，所見得到的任何行職、職業都充滿了，更高加值，更大魅力及更強對外競爭力。
「高物價精緻享受」之大幸福經濟國家
讓法國成為有競爭力的幸福國家不是高度勞動保護主義的勞動法規，而是高度勤勉創新的努力。跟包括德國在內歐元區國家，乃至英國美國等其他歐美國家社會相比較，在系統化運作管控之創新，速度科技、導向科技、材料科技、能源科技、效能科技上特有的創意創新，固有其獨到領先的成就表現，能源利用科技及安全運用保障科技，從核電廠到波爾多的無集電弓輕軌車系統，尤其驚豔全球。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法國人做出了許多飽含大範疇格局與大規模空間的，包含硬體的與軟體的世界級經典標竿建設。法國人民與社會也因此，可以高效取得「高物價的精緻享受」之大幸福經濟。
臺灣一味祇在乎「低成本廉價小確幸」的追求及強固
相對看到臺灣，自從2000年起改行「自閉鎖國政策」之後，類似今天法國人及荷蘭人身上所繼續具有的傳統「勤勉創新」秉性及德行，早就一年不如一年，一年退化一年地消失了。但是，一味祇追求及強固「低成本廉價小確幸」的主張與作法，卻是聲響與動作都越來越發氣勢凌人，也越來越發與法國今日所及之間的落差，拉大到無以復加的田地。
就在過去這二十五年間，在國家經濟社會體制上，臺灣已然從一個高度自由市場經濟社會，急遽反折直下，落入為極端共產主義計畫經濟社會，開放服務的政府，變成了剛性干預的僵硬管控政府；整個社會民粹所散發、所臆想出來的「幸褔社會」或所追求的「小確幸國度」，祇不過是希望：不再從「市場」競爭烈火中「造餅取栗」，而一心祇求「政府」可以無中生有地「賞餅給栗」，「有求必應地」施捨無端幸福，或者是源源無絕的小確幸。
「法律強制國民不可以勤勉工作」的國家
過去兩蔣時代的臺灣，是「政府」大開大門，放任大家自由到境外海外爭奪市場，爭多錢鈔爭多資源食糧；現在的臺灣，則是狹心窄眼地要求「政府」，緊鎖前門「揖盜」，但須大開後門，賑糧救貧濟弱，用島內家中僅有的蓄存水源，唾沐相濡以盡。
到了馬英九任內最後近半年，「舉國社會主義化」問題的劣化演進，更加為惡為烈。社會民粹及政府「勞動代表部」(似已不再是國家勞動部)，齊力要求制法立法，將「放假日」數字提到世界最高，「工時」縮到世界之最短，而且根本不給彈性安全工時，「基本工資」提高到世界級之最高(依ILO全球統計，國際平均最低工資是為市場工資之42%，但臺灣已達超高的80%以上)，臺灣已將成為國際少有的「法律強制國民不可以勤勉工作」的國家。
然則，在歷史演進的宏觀現實上，臺灣原本就是一個腦力、智力充足，但體力、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典型國家社會，今天臺灣「勞動代表部」所貿然強行推出的這種「不准勤勉工作」的新修訂勞動法制，祇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經濟社會自宮」治國作法；臺灣這種對「勤勉創新」的誤謬反動政策取向，極令國際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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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臺灣「返祖」到更加頹退落後的舊時代去
臺灣是個天然資源稟賦貧窮國家，祇有用「更長工時(增加勞動數量供給)」勤勉工作方式，才能補勞動力數量不足的缺口；也祇有強化運用智力、腦力「創新」，才能補初級原物料不足的缺口；在客觀環境條件，悉皆短絀欠缺的基本態勢中，臺灣祇有像法國社會一般樣，在「勤勉創新」的加倍努力之下，才有造就「國家大幸福」及真正「人民小確幸」的可能；這種「怠惰自鎖」及「向內自我保護」治國方法，祇會讓整個國家「返祖」到更加頹退落後的舊時代去。
臺灣真的沒有地大物博資源人力龐沛豐足的稟賦條件，來支持疏懶與怠惰的。
「貧富差距」是造就普遍化國強民富的「必要之惡」
依臺灣既有的宏觀條件，最適合的是，積極朝向知識經濟社會時代邁進發展，讓知識價值及創新能力價值，可以超越勞動體力運動價值，像法國經濟現況經驗一樣，成為臺灣特色的「市場價值」與「財富所得」。
不過，知識經濟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知識創新所能創出的「倍利乘數躍升加速度」現象，必然產生超級凌越體力勞動運作的「簡單加乘加法遞減式累進」的龜速現象之結果。因此，可以想見的是，在一個成熟自由開放市場經濟體制中，知識經社會的「貧富差距」現象，也必然會遠高遠大於農業經濟村落社會的貧富差距樣態。
這對臺灣這樣的國家社會，實乃造就國強民富的唯一不可趨避的「必要之惡」。
用「教育」「學習」「訓練」改變弱勢貧者的競爭力
用政府公權力的「強制壓抑」或「強制再分配」，根本無法改變這種「市場機制作用」的自由開放運作結果的，唯有透過「教育」「學習」「訓練」之方法手段，改變弱勢貧者的吸引力及競爭力，好讓這種「相對均富社會」的貧富差距「放緩」或加速「輪換」；因為在知識經濟社會，祇有不斷更加勤勉努力創新者，才有可能「永續」維繫其「贏家」「富有」地位，祇要一有疏忽怠惰放緩延宕者，贏家立成魯蛇(loser)，富有立轉貧窮。
在知識經濟社會，必然是「富不過三代」「知不過三代」，社會上沒有永恆贏家，也沒永恆富豪，更沒有永恆的創新者，「有為者必若是」，有為者必能捨我其誰，快速輪替上場，取任何先行者而代之。
這種市場機制現象，「政府」永遠是無力阻攔或逆轉的。
千萬不要迷信「萬能政府」的「社會公平正義」
總是有人以為「政府萬能」可以「公平正義」地改變市場。但證諸史實，「萬能政府」與「獨裁政府」從來沒有創造過「國家幸福」「人民確幸」，「萬能政府」祇能造貧卻從來不曾致富；蘇聯70年，毛澤東中國60年，以致今天的北韓金政權的史事史實，都印證了這一點，了無疑義。
所以，今天臺灣社會民粹之實然迷信於「萬能政府」可能主持「社會公平正義」的超現實夢幻奇想，是很詭異的。
當我們回首「臺灣經濟奇蹟」之前的臺灣，高度類似今日法國的勤勉創新社會，其實是很引人唏噓不已的。
最早劈荊斬棘，開創出臺灣經濟奇蹟首途的尹仲容先生，當年，在他所發表的「臺灣工業發展之逆流」文章中，曾經非常坦率而且高度針對性地批判，某些人士對國家經濟活動的觀念不正確，總以為「政府保護」是理所當然，祇要一見民間企業(在今天尤其被柯P’s嚴重污名化的「財團」)獲利，就「貿然加以抨擊」，「嫌貧又怕貧」，這種心理必然妨礙自由企業經濟發展。
當年尹仲容的批評，豈非恰好可以完全印證到當下臺灣社會全面「仇富反商」的現實癥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