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真的不同了！過去，每早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網瀏覽各報新聞，都會固定閱讀幾家大報。中間和中間偏左的許多讀者，都對《衛報》和《獨立報》之類的主流媒體有一種信任感。這種信任感讓大家依賴這些媒體，它們一直是很多人的「精神指南」，它們的政治立場也多反應百萬民意所趨。然而，這個情況已經在改變，忠實讀者不再那麼忠實了。特別是這幾年來，許多人的信任感已逐漸轉成懷疑和批判。一早起來閱讀天下大事，也不再依賴主流媒體。
這是很多人的經驗：社群媒體已逐漸取代主流媒體，成為人們資訊的主要來源。部份由於主流媒體本身的轉向和改變，比如《衛報》這幾年來的商業化和編輯內容的改變，影響到它的品牌形像，減低了它的傳統讀者對它的信任感。《衛報》對這個趨勢的反應，是開啟網上讀者投書的專欄。而它的許多傳統讀者早不再依賴報社的讀者欄來發表己見，而寧願在臉書和twitter上和其他網友做思想交流。
許多讀者感覺已不再依靠主流媒體來滿足新聞需要。主流媒體的人事結構改變也是一大原因：過去幾年來，裁員已成趨勢。英國廣播電臺（BBC）的裁員不斷，在裡面工作的朋友都戰戰兢兢，怕丟飯碗，今年又有近1000人失去工作。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記者表示：「雖然它的新聞品質還在，觀眾需要那種品質來持續他們對英國廣播電臺這個品牌的信任，但受到（裁員）衝擊的是新聞的廣度。廣播電臺的新聞報導本身是被動的（記者被給予什麼，就報導什麼），這麼龐大的組織，很讓人驚訝他們事實上播報的新聞有多麼少，而且他們對調查新聞部門的投資有多麼小。英國廣播電臺的品牌雖能夠吸收進各種新聞來源和新聞舉報人，但做新聞調查是需要時間的，也就是說它需要人力。」
「它需要有動力的新聞記者來花時間關注他們熱衷的議題…我曾想要做一個有關倫敦毒品問題的報導，但部門裡沒有人力支持，我的策劃也因此不了了之。廣播電臺制度很「弱」，每個人做的是特定的、份內的工作，因此新聞報導無法去對那些每日事務之外的一切做出回應…因此報導反映的，是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多數是中產階級，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而非觀眾的世界。
他又表示：「我的一位朋友放棄了她在平面媒體的工作，加入了英國廣播電臺。一年後，她的合同到期，她沒想續簽。她說英國廣播電臺是一個萎縮的，缺乏動力的組織…當廣播電臺在大裁員之時，新的（小型）媒體，如Buzzfeed和Vice，正在投資從事那些人們關注的新聞工作，這些媒體才幾年時間就成長快速，正因如此。他們填補了英國廣播電臺未能做到的。」
主流平面媒體也好不了多少。2010年到2012年間，《衛報》編輯部裁員近300人，2012年間並繼續裁員100人。《衛報》的重要副刊，比如「就業」副刊，都被縮減，合併到其他部門。整個趨勢是要讓報社縮小，消減開支。這造成了新聞內容的瑣碎化和新聞品質的下降。很明顯可看到的是副刊漸趨反映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而非大眾關心的公共議題。因此近年來很多人感覺到他們信任的媒體變樣了，不但報紙的重量減輕了，而且內容也萎縮了，大不如以往豐富。
社群媒體填補了這個間隙。它蓬勃發展，成為「公民新聞學」的場域，讀者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資訊，更能發揮自主性，能從各種新聞來源哪裡分析過濾資訊，並與各自群體分享，互動過程中資訊再度過濾。這種自主性挑戰了傳統媒體的權威，呈現出另類觀點的各種可能。傳統新聞的中立價值，也受到了質疑：社群媒體展現出的經常是各種社會經濟群體的不同利益，比如少數民族社區的利益，他們經常無法透過主流媒體發聲，而社群媒體提供他們揭發問題和傳播理念的空間。
尤有甚者，社群媒體已成為邊緣群體能夠組織自身，形成社運的場域。比如過去數年來的反種族主義運動，多透過臉書和twitter來挑戰極右言論。近年來，由於社群媒體已成為極右團體成功動員的方式，比如「英國護衛聯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就是以臉書的動員起家的，今日的反種族主義組織要對抗這些勢力，都必須依賴同樣媒體。特別是「團結反法西斯」（Unite Against Fasciam）和「希望而非仇恨」（Hope Not Hate）兩個組織，以社群媒體進行反種族主義活動，前者組織遊行示威等直接行動，在極右組織活躍之處動員民眾反抗；後者是以資訊教育來提高人們反種族主義的意識。兩個組織雖然方式不同，卻都能以社群媒體達到阻遏極右勢力發展的作用。
還有最近一年來，支持卡萊（Calais）尋求庇護者的草根組織，善用社群媒體，動員大眾參與捐贈物品、捐款，和各項支持活動。社群媒體的運用造成的「滾雪球效應」，集結了許多活躍人士，彙聚了許多社會資源，為卡萊尋求庇護者籌得了所需的部份物資和人力。另外，最近一個運用社群媒體集結邊緣群體的另一例示，是「反雅痞化」運動。上周末，透過社群媒體的動員，幾百多名示威者來到東倫敦的高價麥片館，放煙火，佔據街道一晚，反對商戶漠視當地貧窮，抗議雅痞化導致房價高漲和地區的貧者更貧。社群媒體是他們之所以能夠尋求快速集結的發訊中心，也是他們探討未來行動策略，召引更多人參與的方式。
社群媒體的這種潛力數年前就已明顯，各慈善機構早已視之為他們發表資訊和接觸大眾的主要場域，慈善機構現在招聘新人也多要求必須有使用社群媒體的豐富經驗。成功的運動，不論是發動捐款或是提昇意識，都得依靠社群媒體的使用。
近年來，社群媒體的發展已不僅是反映民意趨向，更是到了導引新聞走向的地步。它具有自身的規則和動態，不受主流媒體的牽制，而且事實上，它的動態已對主流媒體起了牽制作用。草根團體的擅用社群媒體，使它逐漸扮演起公民社會監督權力的角色，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這致使主流媒體也不得不將它當作輿論的指南。在許多情況下，主流媒體觀察它，畏懼它的力量，而同時不得不跟進它的走向。
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工黨主席柯賓（Jeremy Corbyn）在工黨大會裡，提到社群媒體的重要角色。社群媒體已實質上在影響着主流政治生態。柯賓在工黨黨魁選舉中的大勝，在選戰策略上要功歸社群媒體。儘管他在選戰期間被主流媒體羞辱恥笑為「經濟恐龍」，他在社群媒體領域中卻擁有雄厚的支持，比如，他的反緊縮（anti-austerity）政策在人們眼中則是最理性的，他堅定不移的反核立場對人們來說代表了有原則。透過社群媒體，柯賓成為這一場轟轟烈烈的選戰裡的人民英雄，上百萬民眾以twitter加入了支持柯賓的行列，形成了「#JezWeCan」運動（JezWeCan就是「傑若米，我們能做到」，取音近似歐巴馬競選口號 「Yes we can」），造成了所謂的「柯賓熱」（Corbynmania），也就是英國政黨史上前所未有的對一位黨主席的擁護。
反戰的柯賓多年來反對前工黨首相布萊爾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他的外交政策理念在社群媒體上多被討論，散佈，得到相當大的肯定。主流媒體，包括中間和中間偏左的媒體，都蓄意醜化他的外交政策理念，比如說他「與恐怖主義人士做朋友」。主流媒體的這種態度其實反映的是它們感到柯賓對他們是一種威脅─柯賓的反戰理念威脅到它們所依賴生存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觀察報》（《衛報》的姐妹報）記者夫路亞密（Ed Vulliamy）2002年曾從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那裡得到情報，發現美國當時其實完全知道伊拉克根本沒有所謂的「毀滅性武器」（WMD）。夫路亞密多次要發表這篇報導，都被《觀察報》一次又一次的拒絕。《觀察報》可恥地為戰爭背書，否定記者揭發真相的努力，所謂「新聞中立」，根本就是說謊的藉口。在柯賓競選黨魁期間，《觀察報》和《衛報》更是百般嘲諷批判，以「輿論警察」的姿態，試圖以主流媒體的力量來影響選情，阻遏工黨左派的崛起。
在柯賓當選後，這些反對他的主流媒體自陷窘境：他們兩個月前沒有料想到，主流媒體的意見，已無法左右民意。《觀察報》不知如何應對柯賓和他代表的民意，終於決定讓記者夫路亞密過關，發表了他的一篇批判報社不跟隨民意的評論。夫路亞密在這篇文章中指出，《衛報》和《觀察報》錯失了「和人們站在一起」的機會，也未能展現它們與英國其他主流媒體的不同。一語驚人，讓許多《衛報》工作者感到難堪。夫路亞密這回能暢所欲言，可說是頭一遭，反應了主流媒體終於看到了民意的力量，不得不向它稍微低頭。
主流媒體發現，它們並不了解它們的讀者群。這種疏離已開始對它們的公信力造成威脅。《衛報》和《觀察報》的傳統讀者，如今不再依賴它們，傳統讀者的「道德指標」，已不再是這些主流媒體的評論欄，而是與讀者的社會圈和公共生活密切聯繫在一起的社群媒體。9月12日柯賓當選工黨黨魁那天，要搶着採訪他的各家主流媒體在選舉結果揭曉後，竟然一個多小時找不到人，只能在twitter上得知他的行蹤，發現原來他跑到一家酒吧裡向競選團隊致謝。柯賓對主流媒體的態度更是讓人耳目一新，他根本不在乎是否接受媒體採訪，挑戰了「記者是無冕之王」那種錯誤觀念。選舉結果揭曉的第二天，他婉拒了週日早上英國廣播電視臺的採訪，選擇去主持北倫敦的一個精神健康病患慈善機構的活動。
主流媒體的話語壟斷的地位已大不如從前，雖然它們仍掌控着龐大的資源。透過社群媒體，政治溝通的方式已起了變化，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真正公民參與的契機。前幾天，我收到一封來自柯賓的信。他問我最關心的議題是什麼，他能代表我向首相卡梅倫提問。這是柯賓在國會裡開啟的「公民直接提問首相」。這封信他發給了上萬人，與民眾的聯繫方式都是透過社群媒體建立起來的。這就是為什麼柯賓能造成英國的所謂「政治海嘯」：他要建立的是一種全新的政治，在其中，人民是主人，社群媒體是這全新政治的溝通方式。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