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中的吶喊
魯迅的貢獻，當然首先是對中國封建文化的批判，對吃人的舊禮教的痛斥。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對自身文化的反省和批判都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文化歷史悠久的大國，像俄國和中國。魯迅早就指出，「敢於指摘自己國度的錯誤的，中國人就很少。」當年如此，一百年後還如此。縱觀世界各國家、各民族，哪裡缺乏對本民族劣性的痛批者，哪裡就最落後。中國在推翻帝制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成了一個比帝制時代更專制的國家。悲慘至如此地步，還是容不得批判。為什麼？除了政權以外，「民眾的懲罰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魯迅語）。」今天，那些「害國」民眾就叫做「愛國憤青」。
正因為批判自己的民族太艱難，所以勇者罕見；正因為罕見，所以魯迅才加倍地可貴。但是，有思想、有勇氣，還必須要有那份寫作才華。魯迅就是那個在中國百年難得一見的、這幾樣都具備的才子。有一個這樣的才子指出中國的弊病，是中國人的幸運！
我雖然幾十年前就喜歡魯迅，但最近重讀一遍《魯迅全集》，不僅比許多年前讀更震撼，而且發現他的文字比以前記憶中的魯迅好太多了。
說魯迅悲觀沒錯，他的確是太悲觀了，鮮有幾篇能讓人看見點兒光亮的東西。可話說回來，自古至今，有幾個中國作家從那個社會裡挖出點兒光亮來呢？那個最偉大的文學家曹雪芹，悲觀到極致了吧，他最後看到的是白茫茫一片虛無。魯迅則是眼前一片黑暗。但起碼，他聲嘶力竭地喊了：這裡太黑，這裡窒息！他是一定要「與黑暗搗亂」的。他拼命努力的，是要在跟黑暗廝殺的過程中，撕出一片光明來。
胡適曾熱烈推崇易卜生，高度評價易卜生對社會的毫不留情的抨擊：「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 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的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我想說的是，魯迅又何嘗不是這樣一個易卜生呢？
文學家的魯迅已經聳立
魯迅從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雜文起（之前只有文言文），到1936年去世，只有18年的光景用白話文寫作就留下那麼多影響了無數人的作品。18年，多麼短暫！他身後，無論是被當氣球吹，還是被污水灌頂，什麼都不如他本人的文字最強有力地捍衛著他自己。
首先，僅僅是作為小說家的魯迅，就是屹立中國文壇的巨人。他說只看過百來篇小說（且多是短篇），就開始寫了。他的確是天才，學得極快。《狂人日記》今天看來仍是超優秀！作為中文歷史上開天辟地的第一篇白話小說，它那麼短、那麼新潮地使用意向和蒙太奇手法，就寫出了既有深刻思想、且中學生就完全可以看得懂的東西。無論從藝術上和思想上，我都未看過第二個中文短篇小說可與之匹敵；也認為它比果戈理的同名小說好很多，好在文字簡潔、意向清晰、尤其是思想深刻——從史書「仁義道德」的字縫裡發現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
這實在是一個根本性的「發現」，用今天的話來詮釋就是：那個文化的主體價值滅了「個人」——奠基了四千年專制的堅固根基。魯迅當時就睿智地意識到自己這個發現的價值：「此種發現，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這種狀況迄今亦如此，又過了一百年！
但魯迅同時認為，「《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上說，是不應該的……我自己知道實在不是作家；現在的亂嚷，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我想，中國總該有天才，被社會擠倒在底下……」
魯迅不是假惺惺地故作謙虛，他是真的沒意識到：他自己就是那個天才！第一篇倉促之作就可以寫得那麼精彩，隨便一學，就能達到那種程度，只有天才可為。天才是不可重復、無法模仿的，所以百年來中國沒有第二個魯迅式的小說家。
《阿Q正傳》幾乎是在《新青年》編輯「逼」著下硬寫的作品，居然刻畫出了中國文學史上最經典的人物之一。這部作品全中國人民都熟悉到像對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了，這不是靠誰宣傳就能達到的，必須是它本身「經看」。阿Q這個人物之典型，絕不僅僅限於中國農民，我新近的發現是，由於中國文化人中的阿Q太多，所以制造了一個「阿Q共和國」。
《藥》同樣是很短的一篇小說，但從故事構思，到人物塑造，到場景描述，都相當緊湊、清晰；前後呼應轉折也很自然、恰到好處；而且用那麼平淡、平緩的語氣，卻讓人清晰地感覺到那個社會令人徹骨的絕望和凄涼。這篇小說的高明之處仍是思想，不著一字，一切盡在不言中。這是最難的一點。真不知道在華文世界還有誰的作品，這幾點結合得如此之好。
《傷逝》或許受到契科夫《哀傷》的啟發，卻一點也不比《哀傷》差。《哀傷》很生動，但女主角卻一直是冰冷地死著；而魯迅的子君則是可愛地活過。《故鄉》雖然像一篇散文，卻是拿到世界上也是大家都能看懂、共鳴的。能讓外國人看明白的中國小說實在不多，《阿Q》極好，但真是出不了國。外國有好人，有壞人，有魔鬼，就是罕見痞子。所以《阿Q》只是懂中國文化的人才能懂的「中國特產」。《一件小事》只有一千字，只能算是篇散文，但卻終於讓我們看到了一絲人性的光亮。
當然，魯迅作品中的黑暗遠遠大於光明，因為他要做的，就是控訴社會的黑暗、家庭的桎梏。他的許多人物也頗有其內在美、人性的閃光，但整個社會環境都不升華（而是踐踏）個人的內在美；封建家庭也是在泯滅著人性。魯迅批評中國人的奴性、呆滯、陰暗，但更怒斥那個逼良為娼的社會和制度。一百年以後的今天，中國人是（用魯迅的話說）「闊了」，但普遍的人性程度比魯迅時代更低了，社會制度更黑了。我們這個時代如果有魯迅，在中國肯定是被滅了的。
但魯迅也有自相矛盾：他一邊吶喊著要衝破黑暗，一邊又總是懷疑，「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呢？」怎麼辦？先讓她有走的權利，走的自由！當她能邁出那一步，無論對錯，她就會學著走下面的步子，她就會闖一條新的道路，起碼不至於在黑暗的等待中被窒息。什麼樣的努力，多大多小的努力，都比被動地、屈辱地在黑暗中被壓抑至死要好！
魯迅後期的小說，如《故事新編》等，顯然沒有前期的《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等那麼精彩，但他明顯地開始了要塑造光明的、正向人物的嘗試。他開始寫英雄，寫巨人（治水的大禹，補天的女媧，刺暴君的大俠等等），明確地高揚起他信奉的「個人主義」（獨膽英雄）哲學，而擺脫前期那種多是寫陰暗、卑瑣、殘缺的小人物的狀態。可惜，中國人的現實世界亮光太少，中國文學史上可借鑒的正面英雄形像、可吸取的文學養料太少，思想上的啟迪更少，所以魯迅的嘗試很明顯地非常艱難，他試圖從遠古的中國歷史中去尋找資源，但最終還是失敗了。
但一個文學家，只要有那麼幾篇優秀的，就可以立得起來。魯迅僅憑《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就可以不朽地聳立中國文壇。更何況，他還有祥林嫂、孔乙己等過眼不忘的人物。
評論家的魯迅無人項背
記得多年前，坐在書架前隨手翻看魯迅，還頗對先生的文字挑剔了一番。但現在重讀，不僅讀出許多以往沒有的感觸，更對他在白話文本身尚未成熟之際表達得那麼清晰有力而深感敬佩。魯迅的文字沒有做作、沒有矯情、更沒有賣弄，他總是自然且鮮明地表現著本色、展示著他的真性情，讓人感覺到一種氣勢、一種棱角、一股吸引你讀下去的魅力。
魯迅的雜文經常會有像針灸那種刺激一下神經的東西，促人思考。他還時不時有一些格言警句，無論你持什麼思想觀點，無論在哪個時代，都可以拿來借鑒一下。而且，魯迅的幽默更是隨處可見。在當代中文世界，還真沒讀過第二個人的作品，能集魯迅這麼多優點於一身。重讀魯迅更令人相信：好的文字，誰罵也倒不了；壞的文字，諾貝爾獎也挺不起來。
寫評論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體會，最難寫的是批評人的文章。以個人的寫作經驗，能批到點子上就很難，並在文字上能把握住分寸，再能找到恰當的文字表達就加倍地難，尤其是在批評中能展示一些有深度的思想。而魯迅的文字就有這種功力。
魯迅的字裡行間還有一種「俏」，那也是一種沒法模仿的天賦。英語裡時常有作家被說成是genius（天才），也就是說他（她）有別人無法企及的原創能力。魯迅就是這樣一個作家。西方語言裡這種作家不少，但中文世界罕見。
很多人批魯迅罵人，這實在是咄咄怪事。評論家主要是批評家，罵人就是他的職業呵！哪國的評論家不都是主要在批評嗎？總不能因為魯迅批得更犀利，更到位，你就說人家不該罵吧。關鍵是他罵的內容對不對。面對那樣一個爛攤子的中國，比阿Q更糟的痞子、惡棍到處都是，你讓他每天歌功頌德嗎？歌誰的功？頌誰的德呢？
魯迅既罵武斷專橫的政府，也罵愚昧卑俗的大眾，但最令人欽佩的，是魯迅對文化人的毫不留情。因為文化人才是罪魁，是文化人支撐著專制。大眾只是好制度的受益者、壞制度的犧牲品。是文化人的奴性，造就了大眾的奴性；文化人的苟且，造就了大眾的苟且，文化痞子則成為各種檔次的阿Q們的樣板。痛斥愚昧大眾不是難事，因為大眾連反抗的力量都沒有。批判幫閑文人，文人不僅可以還嘴，還會歪曲誹謗、拉幫結伙地攻擊。所以，抨擊文化人更需要勇氣，更需要才智。重讀魯迅更痛感，不是沒人想做魯迅，而是太少人有他那份才華。
魯迅罵人是不留情，但絕不下流，反而經常風趣幽默。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在美國看到的最好的批評家罵人都是：夠狠，夠損，但不下流。魯迅在近一百年前的中國就是這種風格，實在太令人驚奇了。那些寫不過魯迅的，就說人家態度不好。問題是，那些人和事該不該罵？用「形式」轉移「內容」的視線，是沒理兒的人論戰的最常見手段。事實是，魯迅無論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超過對手，主要是才華超人，才氣逼人。
魯迅罵人的文章是多，但人們忘記了，有多少人在罵魯迅！他們一堆人，每人射魯迅幾箭。而魯迅則要回射一圈，當然他的箭多，顯得淨是魯迅在嚷嚷了。更明顯的是，魯迅一回擊，由於批得更準確到位，就比他的對手們更有力，所以給人以「狠」的感覺；而這一狠，增加了氣勢，也給人以「多」的感覺。其實，那時期由於自由度很高，罵人的文章老多了，都達不到魯迅的檔次而已。魯迅有時的確有一些不必要的情緒化，但沒有了那些情緒，也沒有了那些激昂、犀利又俏皮的文字。那些情緒，很多時候其實是一頓美餐裡的油鹽醬醋呢。
要我來看，那些被魯迅罵的，差不多都是該罵的。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點很重要）觀點之爭還是第二位的，主要是人格不同、人品不同導致的衝突。魯迅耿直、率性，又才華橫溢、文章鋒芒畢露，這就讓某些二、三流文人酸溜溜地難受，諸如梁實秋、徐志摩、陳西瀅、林語堂之類。他們仗著留英美回來（其實沒學著啥，那年頭在美國睡三年覺，回到中國也是教授），就不買魯迅風頭太勁的賬，於是時不時地來調戲先生一下。
或許是我對魯迅的偏愛，怎麼看都覺得，那些跟魯迅罵筆仗的人，都比魯迅卑瑣、陰暗、不正；而且他們更善結伙，這是最令我不齒的一點。比如，徐志摩和陳西瀅就一唱一和：
徐志摩上聯：「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我即使看了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陳西瀅對下聯：「他（魯迅）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
但被魯迅一回罵，他們就受不了了，就抱團兒。但那些人的筆力凝一塊，也遠不是魯迅的對手。他們是一群人圍攻魯迅，包括他那個忘恩負義的「混帳」（豈止是魯迅所說的「昏」）胞弟周作人。
事實上，像那個陳西瀅，要不是三生有幸撞到過魯迅筆下，我懷疑今天有沒有三個人還記得他。而那個徐志摩在西方溜達了一回，最大的發現是，中國的給女人裹小腳比西方的給女人束胸要文明。他當年要不是靠大登廣告弄什麼「中國史上第一文明離婚」、然後再大肆渲染什麼和林徽因、陸小曼等的浪漫史，再加上很不幸飛機摔下去了，就憑那點今天只能忽悠青春少女的什麼康橋、沙揚挪拉之類的呻吟，哪可能有今天這般大名？那片帶不走的浮雲（虛名）早就飄散了。在我看來，志摩先生倒是中國最早懂得「炒作」的大師呢。
魯迅就一個人，從不拉幫，從不結伙，孤獨地站在那裡，迎接那些歪曲、中傷的亂箭。他也不斷地左右還擊，他也遍體鱗傷。誰真惹怒了先生，他隨手回一棒，就比他對手們的陰陽怪氣有力。魯迅就是大錘，你把幾個小榔頭綁一塊，也頂多只砸出幾顆星星。大錘仍然屹立，準備下次重磅一擊。
除了力度，魯迅先生的文字之「俏」和幽默更是他的對手們所望塵莫及的。林語堂推崇幽默、努力幽默，但他怎麼整，都給人一種「硬」要「做幽默」的感覺，不僅無法和魯迅的自然幽默相比，而且他一「幽」就「滑」，讀來沒享受感。
讀魯迅，除了享受他的思想、文字、幽默，還會油然產生一股非常思念他的感覺。好像他活著的時候，曾經跟他徹夜促膝交談，有過一種「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深切感嘆；而今他逝去了，有一股失去了一個難得的老朋友般思念。能激起人這樣一種情懷的作家，實在是罕見的。
魯迅的那些（因時代和環境）而導致的左傾觀點（尤其是30年代以後的）我當然不認同，但我一點都不懷疑，即使今天跟魯迅先生有不同觀點，也完全可以溝通。因為他真誠、認道理、通情達理、嚴肅認真、不矯情做作，更無圓滑世故；尤其是，他心地特別良性，是個沒有犬儒、沒有精明、沒有油滑、更沒有痞氣的人。
而魯迅那些對手們，只說有名的，諸如上述梁實秋、徐志摩、林語堂之流（沒錯，之流），別說交朋友，假如有人請一桌宴，有他們在座，哦，再加上那個陳西瀅，你連去湊熱鬧的心都沒有。哪怕跟他們觀點一致，也聊不到一塊去。討厭那種酸，那種滑，那種陰陽怪氣。
「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去世前在《死》這篇文章中寫道：
「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這段話成為很多人批判他的靶子，說他心胸狹窄，尖酸刻薄等等。但我卻很欣賞魯迅先生這段話，尤其喜歡這句「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他一字一句地告訴你：我不是隨便說的，而是認真考慮後，做的一個決定，並且勇敢地、高調地把這個決定公布於眾。我認同先生「不寬容」的原因也很清晰：
第一，這個世界上那些沒有是非、沒有原則的寬恕，不僅是披著道德外衣的「我無能、我投降」的宣言，更是客觀上慫恿邪惡、促成災難的罪魁。
第二，很多高舉「寬容」牌坊的人，根本就沒有真寬恕，而是做「寬恕秀」，也就是魯迅所說的：「他們主張寬容，但對於不寬容者，卻是不寬容。」事實上，那些高喊寬容的人，是遠比一般（不唱這個高調的）人更不寬容的！
能「寬恕」甚至「愛」敵人的耶穌，如果你不信他，可是要被詛咒到地獄去的。神且如此，何況人也。
所以，無論是「沒有是非」的偽寬恕，還是「口是心非」（作秀）的假寬恕，對世界的害處都遠大於好處。相比之下，說出自己真實想法的、誠實的魯迅，比只做「寬恕狀」給人看的，好一萬倍！
任何一個人，無論持什麼觀點（誰都有盲點），是否作秀、做姿態，說自己不相信的話，表達不是自己心意的觀點，才真正展示一個人的品德。魯迅在這個問題上的了不起就是：展示一個真實的我，不去做那個秀！
我不僅認同魯迅先生的「不寬恕」，還準備照他遺囑裡更「警鐘」的一句話去做，那就是：「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因為（我的補充）這種人要麼是漿糊，要麼是偽君子/作秀狂，多數是兩者全兼。
魯迅的「拳來拳對，刀來刀擋」不僅正確，而且遠比「你打左臉，我再送上右臉給你打」的無是非和假惺惺更有正向的、建設性的價值。拳和刀本身都不錯，關鍵看你幹什麼用；拿來「首先」去殺人，你就是屠夫，必須被懲罰；拿來自衛和保護他人，你就是英雄。而那些指責「刀和拳頭」本身的（就像指責「槍」是問題的美國左派），要麼愚昧，要麼作秀，要麼是沒刀沒拳的無能者——這些人加起來就是大多數，於是給了有真槍實彈的（極少數）惡人以機會和操控絕大多數人的可能。人類的歷史清清楚楚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著這一點。
有些人拿魯迅的「一個也不寬恕」和胡適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來比較，想說胡適多麼對，魯迅多麼錯。這是一個典型的混淆概念！！！自由是相對政府而言，是從政權（authority）那裡要；容忍是指個人行為。且不說（魯迅這種）個人的不寬恕錯誤（包括不寬容論敵），絕不等同於不容忍不同意見；更何況，只有政權能壓制自由，個人容忍與否，又能怎樣呢？沒有政權壓制的話，你容不容忍，我照樣發表，照樣有人喜歡，也照樣有人痛斥。同樣，無論你個人多麼寬容，可政權連發表言論的自由都不給的話，你連我想說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談何容忍？
對於人來說，沒有任何的價值（任何的！）能跟自由相比。自由的價值高於一切！古往今來，人類付出最慘重代價爭取的，就是自由！所謂「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完全是一句拿蘋果跟榔頭相比的不倫不類、故作高深，是把人的頭腦漿糊化的典型例句！而且，沒有是非的「容忍」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遏阻了人對自由的追求。更何況，今天某些文人高喊的容忍，甚至是指對專制的容忍。
事實是如此的一清二白：沒有（被政權扼殺的）自由，根本就談不上（個人的）容忍！也就是說，沒有自由，就沒有容忍；自由不僅遠比容忍重要，更是容忍的前提！胡適的「容忍與自由」一文把話正說反了——「容忍是自由的前提。」他說作為無神論者，他可以容忍別人的信仰，而共產黨卻不容忍。這裡不僅混淆了個人和政黨政府的不同，更忘記了，他是在有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說」容忍！事實上，他自己的文章的後半段也自相矛盾地表明，是社會的自由給了他「容忍」的可能。
真正有獨立思考的人，絕不會因為某句話是某某大師說的，就奉為神明。我在西方這麼多年的最大發現就是，無論是什麼名家，都可能有盲點到荒謬的東西。所以，這句胡適從康奈爾大學校長那裡學舌來的話，也絕不等於就是正確的。西方錯到離譜的文人太多太多了！胡適一路推崇、從未批判過的、他的導師杜威就有重大的、被歷史證明的謬誤。而胡適本人，最大的敗筆就是只高喊全盤西化，卻幾乎完全沒有深入學習、研究西方。宣揚這句「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就是典型一例。對於懂英文、多年留美駐美、極端推崇西方、且在中國文化界獨領風騷的胡適來說，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觀點對錯可以探討，沒有人絕對正確。但敢於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而不是人雲亦雲，更不因人群多寡而轉風向，才是真正可貴的。所以說，在一個盛產鄉願、諂媚、和稀泥者的文化中，出現一個魯迅，簡直像汪洋中出現一座島嶼、一個燈塔，沙漠中一塊綠茵、一汪清泉。這，就是魯迅在中國文化中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