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教授接完C女士電話，也覺情勢危急，立刻打電話給同住紐約的莊信正﹔因為只有他知道張愛玲的電話號碼。
莊信正對我說，他總是每隔一段時間就給張愛玲打個電話，問候近況﹔「不過張愛玲是不大接電話的，十次電話大概有九次不接。 」
但是那次如有靈犀相通，他接完H教授電話，立即打電話到洛杉磯﹔「沒想到張愛玲一下子就接起了電話！」
莊信正在電話裡急切的告訴張愛玲﹕「現在妳隔壁住了一個D小姐，據說是台北U報委託的…。」
張愛玲立刻掛斷電話。
第二天，莊信正又打電話去， 但是沒人接。按照與張愛玲的交往慣例，沒人接電話並不表示她不在家。不過莊信正不放心，又給他住在洛杉磯的好友林式同打電話﹔這位好友近十多年裡一直負責協助張愛玲的租屋及搬遷事宜。
林式同接到莊信正電話，很有默契的簡潔的答道﹕「沒問題，已經搬好了。」－－僅只一天，多麼有效率啊。
再說D小姐，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有欠敏捷；她沒發現採訪對象有了異動，不知道張愛玲已經搬走了；仍然每天耳貼牆壁，但聽不到電視的聲音。起先她以為張愛玲病了，連電視也不看了。然而連著幾天沉寂無聲，她不免起了疑心﹔到管理員那兒詢問，才知張愛玲早已搬走了。
D小姐很快又從洛杉磯打電話來台北。那次電話反覆說了將近一個小時。我真是心疼。
D小姐似乎很肯定我會刊登那篇垃圾報導文學。她聽我說已看完稿子，立刻提到報酬的問題﹕除了稿費要特案辦理，她住張愛玲隔壁期間的一切押金，租金，電話費等等支出，亦要我們報社專案付酬。
「但是D小姐，我並沒有說我們要用妳的稿子啊。」
「啊，你們不用？」 D小姐很吃驚的大叫了一聲。
她一定認為我的專業判斷有問題，不了解張愛玲的魅力－－有誰寫過張愛玲的垃圾，你們竟然不用？
D小姐於是說了一些「讀者有知的權利」之類的新聞用語。我告訴她，決定這篇稿子的關鍵，不是讀者權利的問題，而是媒體道德的問題。
「妳知道張愛玲已經被妳嚇得搬走了嗎？」
她說，知道。
「妳知道張愛玲前幾年常常搬家，把《海上花》的英譯稿弄丟了嗎？」(註4)
她說，不知道。
「張愛玲已經快七十歲了，她身體不好，我們就讓她安靜的多活幾年吧。」我像是在哀求D小姐。
D小姐立刻振振有詞的說，問題就在張愛玲已經快七十歲了，才有這個垃圾事件的發生。
「是U報要我去做的！」她理直氣壯的說。
U報和C報，號稱台灣兩大報，一向競爭激烈。U報副刊主編W先生洞燭機先，向D小姐提出委託她去採訪張愛玲之事，一切費用由U報負擔。W先生為人溫雅，我相信他向D小姐提出的一定是設法訪問到張愛玲本人﹔自1971年張愛玲在舊金山接受水晶訪問的〈蟬－－夜訪張愛玲〉在C報副刊發表後，就沒有任何一個媒體能再訪問到她。但我絕不相信W先生委託D小姐做的訪問工作，會包括「採訪張愛玲的垃圾」這個子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