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即無法參加該組織的任何正式活動。這其中，尤以無法加入聯合國所通過的各項人權公約，最令人遺憾。人權的保障，本即具普及性，中華民國因不被繼續承認為主權國家而遭拒絕加入，對強調提升人權的聯合國而言，其實是莫大的諷刺。儘管如此，政府為彰顯對人權的重視，仍然願意遵守重要的人權公約。
2009年5月，立法院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施行法」，將兩人權公約轉化為國內法，成為我國法律的一部分，並賦予其類似特別法的較高地位，以檢視我國相關立法及行政措施。此項舉動除了對外宣示中華民國對人權保障的決心，願意與國際人權標準接軌外，對內則可用以修正相關法制，具體提升人權，使我國晉身文明進步國家之列。
人權公約施行法的設計，別具心裁，對內不但朝野一致，對外亦頗獲國際社會肯定。之後，立法院又陸續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2011)；「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2014)；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2014)等，總計通過4部人權公約施行法，涵蓋聯合國5部重要人權公約。
過去幾年，筆者有幸受邀擔任行政院身心障礙權利者推動小組、衛生福利部兒少權益推動小組之委員。對於政府推動各項人權公約的努力，稍有認識。這四部人權公約施行法雖然是在馬政府時代所通過，但接替的蔡政府，仍然恪守施行法的規定，進行法規檢視、教育訓練及提出國家報告，並邀請國際審查委員，進行審查。人權的推動，在台灣顯然不受政黨輪替的影響。這是民主國家成熟的表現。
人權公約的施行，難度其實比想像中要高。政府不但要額外編列預算及人力，還必須持續的與各方民間團體溝通，以回應其需求。例如，身心障礙者的障別即有數十種，對各種軟硬體的需求評估，就足令相關機關頭痛不已。就台灣人權的進步而言，這是必然的過程，中央及地方政府也責無旁貸。
人權公約施行法施行至今面臨了廣度及深度不足的兩項挑戰。首先，在廣度方面，聯合國的各項人權公約，隨著時代的進步，往往會增加一些任擇議定書，以補充或強化原來的公約。例如， 1991年生效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任擇議定書；1996年生效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任擇議定書；2013年生效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書；2002年生效的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2002年生效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2008年生效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等等。 （相關報導： 吳豪人專欄：中國共產黨對世界人權的偉大貢獻 ｜ 更多文章 ）
這些任擇議定書，雖然是「任擇」性質，但其中部分締約成員相當多，如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任擇議定書，締約成員有86個；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其締約成員168個，足證其已為國際社會所普遍接受。但是，我國的各種人權公約施行法上雖皆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各該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但這其中並不包括各種任擇議定書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