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時代，中國中央官僚體系主要是由京畿（以北京為主）和省級部門所構成。京畿部門歸四至六位「大學士」督導，由六部尚書與侍郎直接署理：這六部包括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御史考課官僚的行為舉止。皇帝也有專屬的「內廷官僚」（imperial bureaucracy），負責掌管宮廷內務、御前侍衛、皇家田產；這個機構是由滿人、奴僕與宦官所組成。
京畿大臣督導省級官員。康熙朝大部分期間，中國劃分為十八個行省，各省由巡撫主政──這十八個省又分成六個單位，設「總督」一人管轄。省之下置「府」，府下設「縣」，由知縣主政，全國共約一千五百位知縣。當時中國的實際人口數約莫一億五千萬人，粗略估算，平均每位知縣下轄十萬人。知縣在地方皂吏的輔佐之下，負責徵課每年總值約二千七百萬盎司的白銀；這筆稅收徵集自九千萬英畝的農耕地。知縣還負責執行法律與維護秩序；初步簡拔受儒家典籍薰陶的年輕學子，這是中國官僚體系獨步於世的特質：經府、州、縣科考錄取者是為「生員」；經省級「鄉試」科考錄取者是為「舉人」；二、三百名舉人參加每三年一試的「會試」而及第者，是為「進士」，其中佼佼者，得以高昇入帝國的儒學重鎮「翰林院」，從事研究與文藝的工作。舉人與進士大抵能在京城或各省官僚體系中歷任要津，扶搖直上。
對康熙而言，「治」意味著對整體帝國的經濟和文教結構，也是對黎民百姓的生死以及他們人格的啟發與形塑，承擔終極的責任。對康熙治理思想最重要的影響，無疑是「三藩之亂」這場塗炭生靈的內戰，這場亂事緣起於康熙十二年，其間延宕八年之久。這三位藩王分別是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朝廷為了酬庸他們在崇禎十七年間襄助滿人推翻明朝，在中國西部、南方賜封他們大片領地，他們在各自領地的經略形同獨立王國。康熙十二年，在與「議政王大臣會議」（Council of Princes and High Officials）一番脣槍舌劍之後，康熙決定撤藩，讓吳三桂和其他兩位藩王離開他們的領地寓居關外。康熙不顧群臣的大力反對，一意孤行執意消藩，結果正如群臣的示警，掀起了一場羈延多年、民不聊生的動盪，幾乎葬送了康熙的王朝。
雖然亂事在康熙二十年終告平定，但康熙仍以三藩之亂為炯戒，為他的率而定奪深感自責，並經常援引此事為鑑，申明睿智的決策是何等困難。黎民百姓在動亂期間的哀鴻遍野烙印他的心頭，就如同兵勇的拖沓也令他勃然動怒；於是在叛亂敉平後，康熙對領兵興亂的首酋嚴懲治罪。不過，康熙乃依大清律例之叛亂刑責裁奪定罪，而非乾綱獨斷。康熙對死刑案件的普遍關切，提醒我們中國人的斷案並非恣意妄為：大清律例精緻細膩，為各級朝廷命官提供審判時法條解釋和訴訟程序的依據。（類似的管理措施，也存在於一體化、標準化的繁雜課稅機制。康熙五十一年，康熙諭令凍結「丁」稅的稅額，作為後代稅賦的定額標準，俾以彰顯中國國力的昌盛，並抑止朝廷揮霍無度的開支。）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二○○八年退休。著作極豐，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康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