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認識共產主義的過程
共產主義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不但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而且也改變了一切中國人的個體生命，包括我在內。我從十九歲（一九四九）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二十多年的「無國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這一大事之賜。我當然不可能在此對這一大事作深層的、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想藉這個機會回顧一下，我自幼年以來怎樣一步一步認識共產主義，和前面談五四運動的方式大致相同。不過，我必須強調，這裡所表達的基本上是我個人的觀點，以親身所見所聞為根據。
我童年有系統的記憶是從抗日戰爭那一年（一九三七）回到鄉間開始的。但在鄉間九年中，我從未聽過「共產主義」這個名詞。我只知道陳獨秀和胡適是兩個著名文化人物，但陳獨秀又是共產黨的創始人，我便一點印象也沒有了。這大概是因為鄉間沒有甚麼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根本接觸不到城市中流行的新思想、新名詞。潛山縣處於群山之中，官莊鄉更是閉塞，但是，我們鄉下人卻與「共產主義」關係密切的武裝勢力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支勢力便是「新四軍」。鄉下年長的人大概清楚它是屬於共產黨的武裝力量，至於共產黨所奉行的「主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似乎便說不明白了，而且也沒有興趣探問。但我一個小孩子，沒有人告訴過我「新四軍」即是共產黨的軍隊。所以在重回城市以前，「共產主義」、「共產黨」都是我不曾聽過的詞彙。
在潛山地區活躍的一支武裝力量，一九三八年被收編為「新四軍」的第四支隊，但這支武裝力量以綁票殺人著稱，官莊及附近便有很多受害人。為甚麼第四支隊這樣兇惡呢？這必須追溯一下它的歷史背景。（按：以下論高敬亭的事跡，我的主要資料來自已故族人余世儀的〈高敬亭為禍大別山區及其覆亡與翻案始末〉長文。此文後來刊行於紐約《中國之春》和台灣《中國人物》。但我未見刊本，所據為原稿影印本。）
這支武裝力量最早是由一個名叫高敬亭的人組織起來的。高是河南光山縣一個小康之家的子弟，自幼不肯好好讀書，先在鄉間結交一些痞子，為非作歹，到了二十多歲，膽子愈來愈大，竟幹起殺人越貨的勾當。最後在本縣不能立足，他帶著一群農村邊緣分子，竄入大別山區（跨越河南、安徽、湖北的邊境）落草為寇。山區的百姓淳樸，又很怕事，高和他的手下對這些可憐的鄉民予取予求。同時，他們又大批搶奪槍支，擴大徒眾，到一九三○年代中期已擁有千人左右，自稱「第七十五師」。再過三、四年，人數激增至數千，則擴大為「第二十八軍」。這支武裝力量是打著「紅軍」旗號展開活動的，但它和「紅軍」之間究竟是否存在著某種組織關係，則外人無從知悉。抗日戰爭發生，國共再次合作，共方正式成立「新四軍」，終於將高敬亭的武裝力量收編為第四支隊，高本人也被任命為支隊司令員。
關於高敬亭及其徒眾在官莊一帶殘殺百姓的事跡，我初回鄉間便開始聽人繪聲繪影地加以描述，後來又不斷有人重複談及，因此在我童年心中產生了一種很深的恐懼感。最殘暴、規模也最大的一次殘殺事件發生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鄉人稱之為「二一五事件」。這一次高派了徒眾五百多人到高莊及附近鄉村綁票，稍有一口飯吃的人都被抓去，一共有三百多個肉票，逼他們共同繳納十萬銀元的贖金，這當然遠遠超過他們的能力。在勒索不遂所欲之後，綁匪大怒，將三百多個肉票集體屠殺了。後來只有一兩個年紀較小的僥倖逃脫，把屠殺的真相傳了出來。
「二一五事件」不僅盛傳於潛山，而且震驚整個南方，上海《申報》、南京《中央日報》等都有報導。這是因為死難者之一余誼密（一九七三—一九三五）是安徽的重要人物。誼密先生與我同族而長一輩，他是清末拔貢，一直任地方官，從知縣到道尹都做過。民國以後，他在安徽省很受推重，最先被選為省議長，後來轉入行政部門，先後出任財政廳長、政務廳長，並且一度護理安徽省長。他的官聲極好，為人正派，尤以清廉為人所敬。一九三○年代初退休後，由於經濟拮据，他住不起城市，因此從安慶遷回潛山林家沖（與官莊是緊鄰）。他的被害特別慘烈，除他自己外，一子一孫也同時遇難。當時報紙對他一門三代被殺之事特別渲染。我這樣介紹誼密先生並非出於宗族之私，最近編成的《潛山縣志》（潛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潛山縣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中有他的傳記，並無一字貶斥，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我回到官莊時，「二一五」慘案才過去兩年，還算是新近的事情，因此仍然是鄉人談論得最多的話題。由於高敬亭一向打著「紅軍」、「革命」的旗號，後來又被正式收編為「新四軍」，所以，「二一五」這筆帳是記在「紅軍」或「新四軍」身上的。但據最近關於高敬亭的史料（如耿嶸：〈槍聲，在這裡回響—高敬亭將軍傳略〉，《新華文摘》，一九八九年七月八日），高的殘暴行動也許應該由他自己負責。因為高在被收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後，並不接受葉挺、項英等人的領導，而且處處抗命，仍然一心一意發展自己的勢力和地盤。終於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共中央派人到合肥將高逮捕，經過三天的鬥爭，予以處死。不過，他的罪狀並非殘殺百姓，而是不服從延安領導、發展「山頭主義」與「宗派主義」而已。
但處死高敬亭以後，「新四軍」第四支隊的軍紀並未見有甚麼改善，殘殺人命，一如既往。我親見的一件事便是一位族兄之死。前面述及我幼年的文字禍，曾提到在平格族兄家躲藏過一段時期，平格兄是鄉人尊敬的醫生，而且是官莊唯一的醫生。但他性格倔強，不肯聽人擺佈。據知內情者事後透露，第四支隊的人曾數度逼他合作而他堅決不肯，因此在一個夜裡把他從家中抓了出來，用刀在他的咽喉上戳了幾個洞，他就死在家門外面的水井旁邊。我清晨聞訊趕去看他，他的屍體還在原處未動。這是我早年（大約在一九四四年）親歷的一件悲傷的慘事，至今記憶猶新。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本文選自《余英時回憶錄》（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