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前，中共明目張膽表示會繞過香港所有諮詢和立法程序，直接實施港版《國家安全法》（即《港區國安法》）。二○二○年初，因應疫情轉趨嚴重，香港政府禁止市民於日常聚集，同時亦將此緊急權力用於壓制市民集會權利。在疫情和「限聚令」的雙重打擊下，香港抗爭日漸息微，市民亦將重心放在抗疫工程。狼子野心的中共嗅到扼殺香港公民社會的絕佳時機，便順勢在短時間內推出嚴刑峻法，確保香港政府及國家機器擁有幾乎可任意將抗爭者治罪的「口袋法」，撲滅任何示威的火苗，一勞永逸。
於是，《港區國安法》被提上日程，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甚至曾向傳媒表示，她在《港區國安法》細則公布前也與其餘香港市民一樣並不知道詳情。一個完全顛覆香港普通法傳統的法例，就在所有人都被蒙在鼓裡時，猶如聖旨般降臨我城。
《港區國安法》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公布，當時所有活躍的政治組織者都感到如臨大敵，前路相當迷茫。到底這只是一個備而不用的「尚方寶劍」？或是會滲透到日常生活所有角落、猶如中國大陸濫用「煽動顛覆國家」罪名一樣，將所有批評政府的聲音關進大牢？從歷史得知，《港區國安法》是屬於後者，用以消滅反對聲音達致「社會和諧」的積極手段。但在《港區國安法》公布前夕，未知和不安籠罩香港，我們也不禁猜測，當《港區國安法》正式頒布時，所有香港政運人士會不會突如其來被「一網打盡」，甚或立刻送中。
因此，在整個六月，我就已經對個人安全狀況相當警惕，也開始轉換居住地點，避開潛在的監視。驟眼看來，這或許有點使人覺得我像驚弓之鳥，畢竟事後也知道政府的拘捕行動不如預料般電光火石；但他們企圖將香港反抗勢力一網打盡的野心，還是能在事後以不同案件大規模搜捕香港民主派一窺究竟。
距離六月三十日公布《港區國安法》尚有兩個星期，此時我大約已經知道，我會在六月底離開香港，也許這是一條「不歸路」──但這個決定並不能帶來解脫的感覺。一來曾有離境者被機場海關攔截的案例，我或早已在政府的黑名單中，因個人的政治立場而被限制出境；二來就此離開一個我曾立志為它的未來和自由奮鬥的城市，心有不甘，亦對未來感到徬徨。離開了香港，我仍可如預想般繼續為它發聲嗎？香港的支持者和市民，又會不會反對這個離開香港的決定，認為這是對理想的背叛？
在離港前夕，夾雜著思想上的渾沌以及對人身安全的擔憂，我不斷穿梭在港九新界的每一個角落，看著香港都市繁華、小城冷清的每一幀畫面，不由得衍生出千種感覺。我在思想和情感上超出負荷，使我日漸感到疲累之餘，也有更強烈的末日感。
那段時間，仍是二○二○年民主派初選的宣傳時期。我預計一旦未來被香港政府通緝，知悉我離港決定的人或會惹上官非，被指控協助我離開香港。因此基於安全考慮，我並沒有與團隊、家人商量，內心藏著一個大秘密，但又貌似如常地過活。
那段時間，我特意相約很多熟悉的好友見面聚餐。雖然香港與外地的交通非常方便，但有些好友被捕後旅遊證件被沒收；當時也正值疫情，尚未開放，在海外相見也不容易。我與他們聚首時，便暗暗感嘆不知何日再見。
六月二十五日，我最後一次離開在東涌的家。那是一頓很漫長，又很快速的晚飯。內心的糾結影響了時間的流逝，使它變得絕對主觀；理性和感性對現實的詮釋被不安和不捨打亂，我想留住眼前一刻，奈何卻深明時間終將向前。我仔細地觀察餐桌上的一切，卻又非常清楚，我最好快一點忘掉。
由於我早已與家人分開居住，不時都會帶來行李箱出入，在享用過晚飯後，我徐徐收拾行囊，準備起行。當時擔憂在機場可能會被海關或警察攔下，因此我將所有電子儀器都清乾淨，只帶了一個背包以及手提行李箱，盡量輕裝上陣，減省它們被沒收時的麻煩。
眾志的年宵外套、監獄的書信、幾件替換衣物……很多富有紀念價值的物品，包括立法會議員時期的文件、《青春無悔過書》贏得的書獎等等，都要被遺留在家，等待一位不會回來的主人。
之後我重新回到安全屋，收拾好心情，等待出發的日子。
我記得那天起來，就好像二○一七年準備上庭迎接公民廣場案判決一樣，周遭事物色彩變得鮮艷，五感特別靈敏。二○一七年上庭前，我們早已知道唯一的判決結果是入獄；二○二○年啟程前往機場前，無論是登上前往倫敦的客機，或是會被拘留在邊境，雖然處境大相逕庭，但對我來說，都是猶如二○一七年般糟糕透頂的結果。
我的人生，就像是一根浮木漂浮在名為香港政治的急流上，在身不由己的客觀環境下，做有限的自主決定。一顆爛橙和一顆爛蘋果擺在眼前，我只能選擇其一，然後接受自己的決定。
戴著一頂漁夫帽，我乘坐計程車來到機場，守在門口的警衛查看了我的登機證後，便讓我通過。當時機場仍實施疫情下的出入限制，只能讓持有效登機證的乘客進入，連飛機接送都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務求減少人群聚集。我順利進入機場，意味著我有驚無險地通過了第一個檢測。
航空櫃檯登記，成功通過。從離境大廳進入禁區之間，相隔著檢查香港身分證的電子通道。通道是由兩道閘門組成，將身分證插入機器檢查，驗證成功後取回身分證，第一道閘門會隨之打開，進入後你將被困在兩道閘門之間。設計原意是讓入境處職員以最有效的方式將嫌疑人士拘留，但這道本應只花三十秒的程序，卻成為整個行程中最令人膽戰心驚的章節。
通過第一道閘門後，我需要在機器上驗證指紋。我按著指示將拇指按上，而本應打開的第二道閘門，卻遲遲沒有反應。
閘門的顯示器沒有任何特別標示，只是要我耐心等待。這段時間裡，我腦海快速模擬了多個可能性：是我的拇指太乾燥導致檢測不良嗎？還是我離境程序觸發了黑名單警報，警察正在火速趕來？或是我的模樣太過可疑，觸發職員的隨機檢查？
缺乏資訊的我表面冷靜，實際額冒冷汗，度過了人生中最慢的幾分鐘。
實際時長我也忘了。那種情況，是不可能冷靜地計算自己等待多久，然後再盤算日後將這個細節寫入書中。
當我心急如焚時，第二道閘門打開了。沒有警察，也沒有入境處職員等待著我。我拖著手提行李箱，走到閘門口附近的椅子，面對停機坪、背對走道，靜靜坐下。在二○二○年，由於已有一批批示威者在面對司法程序前嘗試離港，因此機場登機閘門不時有便衣警察巡邏，隨機審問容貌年輕的登機乘客，捉拿那些「漏網之魚」。亦有其他案件，是當飛機在跑道準備起飛時，已順利登機的示威者被警方在機上逮捕，無法離開。因此，即使完成了離境手續，在起飛前我都無法定下心來，只能鎮定地看著跑道上的飛機，幻想著它起飛的一刻。
結果我沒有被盤問，成功登機，坐在乘客相對稀疏的客機上，靠著窗戶，緊緊抓住眼前香港的面貌。飛機滑行，在跑道上加速，機身傾斜，我的視線拔地而起，看著萬家燈火的香港夜景。
飛機穿過雲層，我的眼淚也隨之落下。流亡成為事實，下一站是倫敦。
我又會迎接一個怎樣的人生？我看著眼前的星空，思索著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