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年初，台灣的農業開始解構，年輕人口外移到都市，台灣的社會結構、家庭結構也開始改變。我當時很年輕，也到了台北發展，我當時租的房子是木造的日式宿舍，分租的房間只有三坪多，浴廁共用。那時我已經很喜歡寫作，但在這麼小的空間裡，根本找不到地方可以書寫。
當時我在漢口街的國華廣告公司工作，有一次客戶說要去明星咖啡館開會，我一進去就很喜歡那個地方。咖啡館的生意很好，後來我常去，而且都據著二樓樓梯口旁邊的位置。也因為在樓梯口，一般人比較不喜歡，但因為我得坐很久，可以讓我一天見好幾組客戶，所以才特地挑了個一般人比較不會去坐的位置。因為我工作的關係，所以我可以到外面寫稿，不一定得要一直待在公司，我常一大早去，幾乎一待就到晚上打烊。有錢的時候，早上一杯咖啡，中午點一盤炒飯，下午再一杯咖啡；沒有錢的時候，就點一杯咖啡坐到底，餓了就到店外用餐，東西就放在桌上。而老闆簡先生對我這樣的狀況，從不干涉，也不趕人，這在現在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他還特別交代店裡員工阿昆、阿成不要打擾我。
那時我常常一早來到店裡，就會看到簡先生早已經在店裡頭，而且他都會自己打掃廁所，這讓我覺得他很特別。他也不是個愛講話的人，但就是在很多地方都盡量給了我方便。那個年代，在台北要租寫字間非常花錢，但在明星只要十五元一杯咖啡，就可以從早坐到晚，有人打電話到明星來找我，還會幫我接，在家裡哪有這麼好的事？就這樣，我跟他就慢慢地熟赧了。
簡先生知道我在寫作，許多出版社和讀者也都知道到明星來找我。那時差不多是民國五十五年到五十八年左右，是我創作的高峰期；當我靈感來了，我就會要到明星寫作，常常天一亮就出門，待在明星的時間比家裡還多。其實對作家來說，寫作就好像母雞要找窩下蛋，明星就是我寫作的窩。我可以很安心的在那裡寫作，當時〈看海的日子〉、〈我愛瑪莉〉、〈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莎喲娜拉再見〉，幾篇我的作品中比較出名的，和好幾本重要的小說都是在明星完成的，甚至連廣播劇、電視劇的稿子也是在那寫出。
後來，明星的客人越來越多，有股票族的會聚集在漢口街，許多藝文人士、畫家也會在那出沒，當時侯孝賢的電影公司就在附近，有時候碰到也是點個頭打招呼。而《文學季刊》也是在明星成立的，那時大家常常會在明星二樓聚會、寫稿；成員裡，尉天驄、陳映真和我最常待在那裡，分別交稿、收稿、催稿與寫稿，而王禎和是最規矩的一位。我的兒子國珍，是在那時期出生，剛出生一個月就被帶到明星去，我就讓他躺在旁邊的桌上，一直到他五、六歲，都常往那跑。
後來咖啡館的業務擴大，多了三樓，有一天簡先生跟我說，以後你們雜誌要開會可以到三樓去。我們非常開心，因為三樓不僅空間大、又有開會長桌（我可以把小孩子放上面），最好的是更加安靜。我記得後來明星歇業時，老闆還送了我會議桌、兩個咖啡圓桌、四張沙發，以及我很喜歡的杯盤（去年被我弄破了一個），這些東西讓我覺得很親切。在那裡的顧客可能沒有人跟老闆要過東西，我可能是老闆唯一有送東西的人。
後來去明星的人越來越多，我們在那邊開會有時也不是那麼方便。我也到過它位於中山北路的分店，我就是在那裡的廁所發現中風的俄國人艾斯尼。不過，雖然中山北路的店面空間更大，但我覺得氛圍不對，還是不習慣那裡，我依舊會去武昌街的明星。後來因為我搬了好幾次家，家裡多了可以寫作的空間，加上公司後來也搬到別的地方，所以走動沒有以前勤快，就比較少到明星。明星之後也歇業了好幾年，一直到後來重新開業，幾個老朋友才又陸陸續續在那裡碰頭。
說起來，相較之下，我真的是最常在明星的作家。因為我工作的地點離明星近，很方便，工作性質也很彈性，也不怕人干擾。或許這也跟我從事廣告有關，雖然是在國華廣告工作，但上班地點幾乎都跑到明星，那裡不僅是開會方便、寫作也方便，最主要的是簡先生人真的很好。
簡先生的女兒簡靜惠也很難得，從小受美式教育，小時候跟洋娃娃一樣，還到美國留學，後來當了媳婦，把患有自閉症的柏毅教導得那麼好，這很不簡單。而能教養出這樣的女兒，簡先生夫妻兩人也很不簡單。他們待人處事就像是台灣人所說的「有肚量」。我們當時從鄉下來到台北，通常都會覺得台北人很冷漠，但是簡先生不會給人這種感覺，而那時只是覺得他人很好，後來回憶起來，才真的感受到他的待人和善。
很多人說起明星，都能說出自己跟明星的一段故事。最主要的是，這個地方可以吸引這麼多藝術家、創作者，一定有它的基本價值。而那裡同時的有那麼多人在工作和理想中努力，之後也各自做出了成就，這是最重要的。其實明星對每個人的意義都不同，這些如果自己沒有講出來，明星那邊是不會知道它扮演著這麼重要的角色。這次再看到這些書稿時，讓我又開始想起一些緣分與回憶。我在明星認識了很多人，例如詩人周夢蝶，我除了常和他聊天，也常看到年輕人來找他聊天。透過這些機緣與溝通，改變了我的想法、靈感，我說不上具體的感觸，但卻知道這些是有意識形成的。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明星咖啡館》（印刻文學）推荐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