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我見過李石樵先生（一九○八～一九九五），印象最深刻的有三次。
因為喜歡寫生畫畫，在我十五歲至十八歲就讀師大附中時期（初二到高二），常常騎腳踏車去上課，放學後，再去北師附小何肇衢畫室學習油畫。在那個年代，純樸素簡的戶外寫生是創作主流。前輩畫家們習慣到處走，四處畫。當時熱門的寫生景點，近者有北投淡水，遠者有九份苗栗。我也有樣學樣，周末，會到天母北投淡水，或就在自家陽台寫生；遠一點的，就會把兩張畫布對夾，放入畫袋，帶著油畫箱與畫架，搭乘客運出遊寫生。「出磺坑」與「獅頭山」就是我中學時期，遠征苗栗的畫作。
一九六二年，第一次，我走進李石樵畫室。
一九六二年，我十五歲。那一天，我帶著剛完成的寫生作品「出磺坑」，在油畫老師何肇衢的引領下，前往拜見時任師大美術系教授的李石樵先生。當小小初中生，面對大學教授，遞出自己的習作，惶恐的表情與畫作上質樸而生澀的筆觸，相映成趣。偌大而略顯陰沉的日式宿舍的畫室裡，李石樵沉靜地坐成一座雕像。凌厲威嚴的目光，從黑框眼鏡後，直射而出，讓靦腆的我，更加忑。他把我帶去的「出磺坑」放在架上，或許覺得畫面顏色可以加強，沉吟片刻後，他拿出不同明度彩度的色卡，一下子放這裡，一下子放那裡，分別浮貼在畫面不同的位置。「看一看，換成這個顏色，整幅畫會不會感覺不太一樣！？ 」他耐心地更換色卡，調整位置，指出不同的顏色與不同的明暗，可能對整體畫面產生的變化。在藝術的面前，李石樵沒有分別心。對我這個初中生，也是就藝術論藝術，只有好壞，沒有高低。就這樣，第一次向大師的請益之旅，在他的嚴肅，我的緊張中，茫然的結束了。
一九七九年，第二次，我走進李石樵畫室。
一九七九年，我從巴黎回到台灣，已進入第四年。三十二歲的我，從蔣勳手中，接下《雄獅美術》編輯部的兵符。面對蔣勳吹徹的全方位文化號角，我的心情，與其說是意氣風發，不如說是臨深履薄！思考再三，遂逐步確立，以台灣美術為主軸的思考脈絡。「前輩美術家專輯」就在幾位主力作者，包括謝里法、莊伯和、黃才郎、林惺嶽等人的群策群力下，陸續推出「顏水龍」、「黃土水」、「林玉山」、「郭雪湖」、「洪瑞麟」、「陳夏雨」、「李石樵」、「陳澄波」……等專輯。至此，台灣美術史旳奠基工程，開始啟動，而後續延伸的動能與影響，更是深遠浩大。可以說，一九七九年，是雄獅美術整理、建構台灣美術歷史的發軔時期；而這，也正是一九九一年《雄獅美術》二十週年專輯中，主筆倪再沁在爬梳月刊二十年歷史時，之所以將一九七九年定位為台灣美術史系啟端的原由。 （相關報導： 馮建三專文：1921-2002─台灣媒介改革運動八十年 ｜ 更多文章 ）
記得一九七九年當時，為了深化前輩美術家系列報導，雄獅開始有了專職攝影，並配備了NIKON135 相機，還有自己的暗房，作為影像資料的前置設備。首位雄獅攝影師王效祖，即是我當兵的同袍，他能拍照，又能吃苦。為了突顯李石樵是「藝壇的萬米長跑者」的造型，我靈機一動，請王效祖在清晨五點，親往李石樵住家，一路隨行跟拍李石樵慢跑至台大運動場，留下白衣白運動褲，昏暗中慢跑的李石樵身影，還有跑到脫去外衣，只剩背心的跑完休息圖。從破曉前的昏暗，跑到日頭高照，見證了李石樵堅毅不屈，永不停步的藝術信念。珍貴的照片，成為李石樵信念的紀念碑，留下不斷被引用的影像，在世代中輾轉流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