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賢文專文:他的長跑,我的青春─那一天,我走進李石樵的畫室

2024-06-15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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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賢文「安座於畫室的李石樵」2020年 水墨 63x40mm(允晨出版)

李賢文「安座於畫室的李石樵」2020年 水墨 63x40mm(允晨出版)

回想起來,我見過李石樵先生(一九○八~一九九五),印象最深刻的有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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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喜歡寫生畫畫,在我十五歲至十八歲就讀師大附中時期(初二到高二),常常騎腳踏車去上課,放學後,再去北師附小何肇衢畫室學習油畫。在那個年代,純樸素簡的戶外寫生是創作主流。前輩畫家們習慣到處走,四處畫。當時熱門的寫生景點,近者有北投淡水,遠者有九份苗栗。我也有樣學樣,周末,會到天母北投淡水,或就在自家陽台寫生;遠一點的,就會把兩張畫布對夾,放入畫袋,帶著油畫箱與畫架,搭乘客運出遊寫生。「出磺坑」與「獅頭山」就是我中學時期,遠征苗栗的畫作。

1962年,本書作者李賢文寫生的「出礦坑」油畫作品早已佚失,作者於62年後到苗栗現場緬懷。(允晨出版)
1962年,本書作者李賢文寫生的「出礦坑」油畫作品早已佚失,作者於62年後到苗栗現場緬懷。(允晨出版)

一九六二年,第一次,我走進李石樵畫室。

一九六二年,我十五歲。那一天,我帶著剛完成的寫生作品「出磺坑」,在油畫老師何肇衢的引領下,前往拜見時任師大美術系教授的李石樵先生。當小小初中生,面對大學教授,遞出自己的習作,惶恐的表情與畫作上質樸而生澀的筆觸,相映成趣。偌大而略顯陰沉的日式宿舍的畫室裡,李石樵沉靜地坐成一座雕像。凌厲威嚴的目光,從黑框眼鏡後,直射而出,讓靦腆的我,更加忑。他把我帶去的「出磺坑」放在架上,或許覺得畫面顏色可以加強,沉吟片刻後,他拿出不同明度彩度的色卡,一下子放這裡,一下子放那裡,分別浮貼在畫面不同的位置。「看一看,換成這個顏色,整幅畫會不會感覺不太一樣!? 」他耐心地更換色卡,調整位置,指出不同的顏色與不同的明暗,可能對整體畫面產生的變化。在藝術的面前,李石樵沒有分別心。對我這個初中生,也是就藝術論藝術,只有好壞,沒有高低。就這樣,第一次向大師的請益之旅,在他的嚴肅,我的緊張中,茫然的結束了。

一九七九年,第二次,我走進李石樵畫室。

一九七九年,我從巴黎回到台灣,已進入第四年。三十二歲的我,從蔣勳手中,接下《雄獅美術》編輯部的兵符。面對蔣勳吹徹的全方位文化號角,我的心情,與其說是意氣風發,不如說是臨深履薄!思考再三,遂逐步確立,以台灣美術為主軸的思考脈絡。「前輩美術家專輯」就在幾位主力作者,包括謝里法、莊伯和、黃才郎、林惺嶽等人的群策群力下,陸續推出「顏水龍」、「黃土水」、「林玉山」、「郭雪湖」、「洪瑞麟」、「陳夏雨」、「李石樵」、「陳澄波」……等專輯。至此,台灣美術史旳奠基工程,開始啟動,而後續延伸的動能與影響,更是深遠浩大。可以說,一九七九年,是雄獅美術整理、建構台灣美術歷史的發軔時期;而這,也正是一九九一年《雄獅美術》二十週年專輯中,主筆倪再沁在爬梳月刊二十年歷史時,之所以將一九七九年定位為台灣美術史系啟端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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