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人和維吾爾人因為共同的伊斯蘭信仰而有所連結，他們都討厭中國人。在喀什，漢人就和我一樣都是「外人」。不過，漢人更為孤立。因為維吾爾人對西方人的態度要比對征服他們的民族好得多。漢人住在遠離首都約四千三百公里外，身邊圍繞著帶有敵意的當地人，他們說的是自己無法理解的突厥語，市內少數的漢人平民只能低調過日，在太陽下山之後更是如此。
待在喀什愈久，我就愈能開始理解到新疆是國中之國，它跟中國的關聯性遠不如它與中亞鄰國之間來得更為緊密。星期天的市集混合當地各種口音和少數民族令人振奮的活動，是當地一周裡的社會大事。從周遭鄉間地區駕著驢車而來的吉爾吉斯人和塔吉克人，不是車上堆滿了西瓜，就是車後跟著成排的羊群，他們會加入販售器皿的維族人和巴基斯坦人的行列。市集裡彼此爭先恐後操持不同語言叫賣的畫面，那壓倒性的效果之強，讓我根本不覺得自己仍在中國境內。
喀什是我要引介這龐大、笨拙又不穩的的帝國──也就是中國──的開門之處。中國以外的世界傾向於把這個國家當成一個在文化上與民族上同質的實體。不過在中共奪權之後，中國的領導人們公開承認了他們扮演著「帝國」的角色。清朝從一六四四年建立到一九一二年覆滅，建立過一個官僚機構「理蕃院」，來管理他們所征服的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理蕃院的功能更像是英國昔日管理大英帝國的殖民部（Colonial Office）。
要擺脫「中國完全就等同於漢人中國」的觀點是相當困難的。漢人主導的中共毫不鬆懈地鼓勵一種國家觀點，要把其他族裔放逐到邊疆地區。正因為少數民族本來就在中國的邊區生活，他們占滿了社會邊緣地帶的不安空間。中國人喜歡認定自己是個龐大家族，把不論過去是帝王、還是今日中共等這些未經選舉產生的國家首腦當成是家長，而中國的少數民族至少也會是遠親。不過連結是靠強迫結合，而非自然的血緣。
因此，在重要的「家庭事件」中，少數民族出席的人數都不會多。在慶祝中共建政的紀念日時，他們在天安門廣場（Tiananmen Square）前遊行。每年三月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年度會期時，在國家所控制的報紙頭版，總會刊上占滿整頁戴著五顏六色頭飾、穿上傳統服飾的少數民族代表的照片。
有個藏族老笑話是這麼說的，他們的正式代表只有三樣責任：進場時要揮手，演說時要雙掌合十，還有投票時舉手同意。
一九八八年之後，我偶爾會重回中國。不過，直到我二○○五年初以記者身分在中國工作時，才決定要重返新疆。這激起了我雄心更大的計劃：前往最受爭議的邊界地區，同時檢視這些不同的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關係。我試圖要理出許多人把中國視為殖民強權的理由。前往世界上最不為人知的角落，要讓不同的族裔都能發出聲音──這是他們在中國境內所遭受到的最大限制──也是我寫作此書的主要動機。中國是個把外國影響力給隔絕在外的國家，挑戰這樣的觀念則是我自認得去中國邊境的另一項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