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台灣無論如何在我認為，是不能夠走到同樣的境地，我們沒有可以失去自己國家的那種機會，不能夠發生同樣的事情，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關鍵的。香港的例子就是，你一旦主權喪失之後，永遠不會有再有其他的的可能性。無論如何，沒有主權沒有民主，這個是香港的例子告訴我們的。
DW：台灣面對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林飛帆：第一個最大的挑戰當然就是我們的生存。裡面包含幾個部分：第一個是這個國家的存續，就是中國的威脅到底會不會真的威脅到我們的生存發展？我們是不是能夠繼續存在？
第二個我覺得是我們內部，就是台灣人到底有沒有足夠的、強而有力的決心，堅持台灣繼續做一個民主國家，不要向一個中國的框架妥協？這件事情我覺得需要很強韌社會共同的認識，社會的韌性，你才有辦法去面對中國各式各樣的壓迫。
回過頭來，國內當然你要形塑成是一個非常強韌的共同體，內部每一個人必須要生活過得快樂，所以你的生計、經濟的問題會是下一個階段，我們要怎麼樣讓大家能夠共享這些經濟的成果，感受到我在這個國家裡面能夠實踐想要達到的夢想，跟每一個人的追求，那個環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政府的角度應該是要讓大家能夠有一個放心去追求自己夢想的空間，這才是政府存在的意義。
DW：10年之後來看，這個運動對你來講有什麼影響？
林飛帆：我的心情是滿複雜的，不是只有一面，我覺得很多人都是這樣。當年核心的這些參與者，大概很多人是這樣。第一個，運動的本身能量是非常強的，裡面有非常多每個人的期待，有每個人希望看到的方向，然後那種失落感、期待感夾雜在這裡面。很多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以前的夥伴可能因為彼此的誤會，或是一些運動決策的過程，大家不再信任彼此，或者是說社會大眾給你那麼多聚焦在這個運動上面的眼光，讓每個人都或多或少自己會有點改變。
你要怎麼去適應那麼高張力的，媒體每天跟你的互動、博弈？你要怎麼去面對那個時候的各種壓力？不盡然是所有人都滿意你做的決定，這個決定也不見得是你自己一個人做的，是一個集體的決定，但是推在那個浪尖上面，你必須承擔的東西。
DW：你跟當時的夥伴還會聯繫嗎？
林飛帆：會，還是會，一些比較好的朋友。每一個運動都一樣，一定有一群朋友是相對彼此比較熟悉、比較好，某種程度上大家的想法各方面比較一致。有些朋友可能選擇了不同的路，到不同的陣營，但是想法比較相近的朋友大家還是時常會聯絡，有一段時間，每年只要這個時間一到，大家偶爾會聚一聚，一起唱個歌或是吃個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