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明清和德川幕府同樣是閉關鎖國，而後者的封建化與前者的高度中央集權，就導致了對世界大變局的不同適應；同治中興與明治維新的比較，也凸顯了徹底學習與皮毛改革兩種應對文明挑戰方式的本質差別——過去，人們一直只注意戊戌維新與明治維新的比較，其實，大陸稱為「洋務運動」的同治中興，才是決定中日易位的第一場較量，甲午海戰就是這場較量的結局。中國因甲午大受刺激，從此跌入病態；戊戌變法的失敗，又使政權中樞喪失改革的合法性，至此只剩革命一途。特刊關於「岩倉考察團」（清朝後來也有五大臣出洋考察）、「自助論」等的描述，都很有特色。這些，也都頗說明樞軸文化與邊陲文化的差別。
當然，對東亞各民族來說，這種文化變遷要遠為複雜。如何繼承本傳統和融合新傳統，變成一個很難調適的文化奧秘。在中西比較這個層面上，僅僅從哲學上的理性主義（實證、精確、客觀）和文化心態上的開放與否來解釋，還是單一的視角。在兩個源初價值不同的文明體系之間，僅僅以現代化為座標論成敗，常常導致把結果當作原因的偏鋒思維，我在《河殤》裡就被這種很能引起內心衝動和靈感的思路所駕馭。
近來我越來越覺得，恐怕在非功利、無座標、多層面、無價值判斷的前提下，文化的比較才是可能和有意義的。畢竟，從今天的結局反推出來的答案，縱使正確也只是歷史現象，無法套用於並非重複歷史的今天。此外，文化的變遷，恰恰是各種非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未預期後果，實非人們可以事先預設和控制的。以西方文明發展的軌跡，來論證中國文明如何不是這個軌跡，等於論證梨樹為什麼不結蘋果。我們作了太多這樣的比較，並不能說明問題。
三、多元的歷史來源：臺灣之幸運與困境
今日臺灣與東亞的繁榮，創造了西方以外唯一的現代化奇跡，也引出了不同與西方的後現代困境。這個問題，自然也有其歷史原因。
〈發現臺灣〉的材料組織，使人頗可見出這個島國錯綜複雜的歷史積澱。不過三百年，荷蘭殖民、明鄭割據、滿清之初八十年封島、清末中國最先進的現代化嘗試、五十年日據，再加上四十年孤懸海外，真正納入西方體系，臺灣在不同時期，獲得差異極大的文化資源，仿佛一顆樹被嫁接了多次。毫無疑問，多元的歷史來源，是塑造今日臺灣的合理解釋，只追尋儒家傳統一個來源，顯然不能立論。特別是日據時代給臺灣打下的基礎，特刊沒有回避，作了客觀的介紹，肯定這段歷史的意義。從土地私有化、行政、法治、教育等制度性的建設，直到「一人掃五家」的民風的培養，都不是中國傳統的制度和文化所能做到的。雖然是痛苦的殖民地遺產，但的確使臺灣吸收了日本百多年向西方學來的精華，在不情願之下獲得了質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