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4歌仔音樂劇，展現四百年前，風起雲湧，海盜、商人、台灣人，誰能在大時代中，做自己命運的主人？穿越四百年前壯闊史詩，重返十七世紀歷史現場，見證台灣與世界相遇的起點」……而過去的歷史，則只從王侯將相上找到這種軌跡，哪怕是在海洋上，從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兩蔣父子，然後呢？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嗎？反正不必去管大陸那邊的江胡習了，共產黨已經出局了嗎，除了飛機擾台？
其實，三十年來台灣一直在詮釋海、島與人，1992年《天下》雜誌有一個『發現臺灣』特刊，以從未有過的獨特視角，展示了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沒的「蔚藍色」——那時節我剛逃出屠殺後的中國，在普林斯頓被人揶揄我說的「蔚藍色」時，讀到這個特刊，順手留下一文《鄭成功差一點就是查理曼大帝》，不過專寫海盜鄭成功逃不出「中國格局」的悲劇，以及中國「中心衰落」與大結構破碎的前景，不料歷史趨勢果然如此，然而那島上至今仍有一批人割捨不了中國，恐怕還會重複歷史悲劇的。
三百多年前，一個中日混血兒在中國東南海面上創立了一個歷史的開端。至今人們沒有去想過，那是逸出大陸上五千年華夏格局的一段新的文明史。極具象徵意味的是，在這個海洋地區，二十世紀出現的所謂「東亞文明」，恰好是中國文化與外來文明（西方的、日本的）之複合形態。
這片海洋對今天的中國意味著什麼？在我們「華夷大防」的視野裡，只有荷蘭人的殖民、鄭成功的反清複明、零汀洋的炮艦、春帆樓的恥辱和臺灣的割讓。除此之外，什麼也看不見。我們長期被壓抑在近代痛史的惡夢中，只曉得我們的祖先一敗塗地，只記得被焚毀的圓明園和那艘沉沒在黃海的鐵甲艦「定遠號」，而未曾尋覓過那段痛史之外的種種努力，以及它對今天的意義。
悲歎內陸敗於海洋，這是《河殤》的一個主旋律。它把東西方截然劈為黃色文明和蔚藍色文明的說法，頗受質疑。眾家批評之中，余英時教授說，自南北朝開始，中國文明的重心移向長江流域，宋明以後，又向海上發展，開拓了整個南洋，又有連續幾個世紀的海外大移民，怎能說中國沒有海洋文明呢？我聽了砰然心動。最近，又讀到了關於這個海洋文明的最新描述——《天下》雜誌〈發現臺灣〉特刊，以從未有過的獨特視角，展示了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沒的蔚藍色。
看了這本特刊最後附的長長的參考書單，我便釋然：只有心平氣和以後，我們才會重新發現歷史。
一、 反反覆覆纏進中國
十七世紀初，不論海盜鄭芝龍還是荷蘭人的到來有多麼偶然，在那片洋面上，兩個世紀前鄭和開通的南洋航線已經繁忙起來，而“為了胡椒和靈魂”東來的西方炮艦也出現了，處於航海通道上的臺灣，反正是要被某種文明格局攏過去的。問題就在於，當與貿易、競爭、征服相聯繫，以海洋勢力為整合的時代和體系已經光顧這塊化外之地，而中國的舊格局仍然會對它有巨大影響。嚴格的說，在安平時代之前，「臺灣是一個空的社會」，所以，並非荷蘭人“無意中把臺灣拖離中國歷史的軌道”，因為它並沒有在中國歷史的軌道上。
荷蘭人和鄭芝龍都是在明末大危機時，垂手得到臺灣。由海盜和殖民者在一個「空的社會」創造的歷史開端，雖然是全新的格局，但又幾乎沒有歷史可言。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公司企業體的方式統治臺灣，一切為了用稅收方式拿走利潤（1650年純利四十萬荷幣），這種殖民掠奪的管理方式，儘管是黃仁宇先生所說的用「數字管理」的先進格局（這是開出工業文明的基礎），但在臺灣卻並未開出新文明。
君不見，當年荷蘭人用西班牙文命名的好幾座城，「名字大都不傳」。西方人用殖民方式，能不能移植他們的文明，在印度是一種失敗的例子，而在香港和新加坡則是成功的例子。至少，在這三個地方，他們不僅建立了公司管理體系，也建立了文官和法治制度，而歷史給荷蘭人的機會只有四十年，一切都來不及。
鄭芝龍這樣的亂世梟雄，可借臺灣地理之便，趁大陸政權無暇東顧，而坐收通洋之利（黃宗曦說一年有好幾千萬），這自然是不懂海關稅權的明政府拱手讓給他的，但他除了當一個衣錦還鄉的海盜，在家鄉大興土木之外，甚至不可能成為一個封建割據者。他對歷史的唯一影響，是把在日本出生的兒子弄回來，讓他接受中國正統教育，給了兒子一個永難泯滅的中原情結和大一統理想。因此，在我看來，安平前史雖給了臺灣一個具有轉口功能的商業化的基礎，它卻無法成為威尼斯。
更有意味的歷史嬗變發生在鄭成功身上。這位雄才大略的人物登上舞臺的時候，正是中原易主，中國大結構發生破碎之際。以他從父親那裡接受下來的龐大勢力，他對中國海上航線的絕對控制，他精通組織海上貿易（特刊關於「山五商」和「海五商」的描述令人叫絕），臺灣當時極微妙的地緣政治狀況（基本處於真空），以及他在戰火紛飛的中國本土之外創立的東南繁榮，他是很可以真正把臺灣納入一個新的時代和體系，從此不走中國的老路。倘若說有封建的可能，則莫過於此時此人。這讓我連想起八世紀西歐的查理曼大帝。
也許，今天人們都惋惜鄭成功何苦要以一海島獨抗中原，白白將東南大好局面又纏進舊的歷史格局中去。明季清初，皇帝都不想要臺灣，後來只為滅鄭氏而攻佔它；明鄭兩世而斬，一如歷史上許多短命小王朝，不成氣候。如此等等，恐怕都怨不得哪個歷史人物。畢竟，在十七世紀，雖然西方文明的突變已經做好了種種準備（那是幾千年的一個漫長準備），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文明都根本沒有覺察到世界將要進入新的格局的時候，在亞洲大陸和太平洋西岸，中國文明依然是那裡的強勢文明；以北京為中心的政治生態結構，也還遠未衰落（不象西羅馬滅亡後，地中海作為一種政治生態也不復存在了）；甚至，中國文明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對邊陲還有很大的吸引力，從海上進入中國文明邊陲的西方力量還較微弱。這都說明鄭成功為何不把臺灣拖出中國舊格局，而一心要去「復明」。「復明」作為一種政治理想，甚至到孫中山時代還存在。
歷史的有趣就在於，鄭成功這樣一個中日混血兒，偏偏給臺灣帶去了中國的文化和制度，這一向被認為是他的歷史功績。若按照今天的看法，恰好是他把臺灣「拖進」了已經註定要落伍的中國軌道，然而，這卻是臺灣得以擺脫蒙昧的第一步，畢竟，那時臺灣將要進入的是農耕社會，而不是工商社會。
二、關於「華夷秩序」的顛倒和文明中心與邊陲的易位
今天回首三百年歷史，對東亞社會來說，其大勢幾乎就是一件事，即所謂「華夷秩序」的顛倒，以及連帶發生的文明中心與邊陲的易位。對前者，被顛倒的不僅是中國與西方的位置，也包括中日的位置，經過百多年的一再挫敗，中國人基本認輸，漸次墜入急功近利的「學習」和極度敏感的排外主義之中，內心卻一直抱著「要把顛倒的秩序再顛倒過來」的強烈民族情緒。然而，對於中國文明內部中心與邊陲的易位，至今沒有多少人肯承認。以致近半個世紀來，中國大陸在經過了一段成為「世界強國」和「革命中心」的虛假歷史，中心再度衰落以後，大一統結構又陷入分崩離析。
「華夷秩序」這個概念，本身就內含著中國人極為短淺的我族中心主義和文化優越感。不必追尋到太遠古，至少，從所謂世界文明的「軸心時代」開始，基督教、儒家、佛教、伊斯蘭教等幾大文明，是並駕齊驅的幾個不同體系，此間沒有「我優你劣」的所謂秩序。我以為，正是中國傳統當中蘊涵著將文明劃為優劣的某種世界秩序，才從中國文明內部引出對於自己跌為弱勢文明的強烈反映，即「發現臺灣」特刊中所說的那種樞軸文化，對於接受外來事物有否定自己似的刻骨銘心的痛楚。不過，也有學者指出，像中國人在「五四」以後這樣全盤否定自己傳統的現象，也是世界罕見的。這當然也是因為對文明有優劣之分的觀念所造成的，不為王侯，便為盜寇，當盜寇也是為了造反再當王侯。排外與崇洋、守舊與獵奇、優越感與自卑感、民族恥辱與民族虛無，這些兩極化的思維，在成為衰勢的中國文化中統一得極和諧。
特刊在描述臺灣歷史中所作的關於中西、中日兩個層次的文化比較，綜合了許多學者的洞見。也只有從臺灣這樣一個處於中西、中日衝撞地帶的特殊文化位置上，才可能把以往大而化之的籠統比較，變成這種可以把握的具體而微的歷史過程。
我想，把近百年中西文化衝突的研究，從聚焦于中心移向邊陲，更重視承受外來文化衝激、濡染強烈得多的沿海地區，對中國的現代化研究恐怕更有實質意義。今天的「東亞文明」，其孕育過程就發生在這些曾經是古典世界的「鄉村」和儒家文明的邊陲文化區。事實上，成為西方前現代過程的封建化，也是從羅馬世界的「鄉村」——西歐孕育出來的。基督教文明往昔的樞軸，如希臘、羅馬，也早就衰落了。解釋現代歐洲的出現，有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解釋羅馬帝國與西歐封建制在文化上的斷裂與連續，拉丁文、羅馬法、基督教這三樣東西，如何從一個帝國的結構中，存活到西歐那些小得多的政治單元中去的。我想，類似的文化變遷過程，同樣發生在東亞地區，《天下》這期特刊，就提供了許多新鮮而有創見的解釋。
例如，明清和德川幕府同樣是閉關鎖國，而後者的封建化與前者的高度中央集權，就導致了對世界大變局的不同適應；同治中興與明治維新的比較，也凸顯了徹底學習與皮毛改革兩種應對文明挑戰方式的本質差別——過去，人們一直只注意戊戌維新與明治維新的比較，其實，大陸稱為「洋務運動」的同治中興，才是決定中日易位的第一場較量，甲午海戰就是這場較量的結局。中國因甲午大受刺激，從此跌入病態；戊戌變法的失敗，又使政權中樞喪失改革的合法性，至此只剩革命一途。特刊關於「岩倉考察團」（清朝後來也有五大臣出洋考察）、「自助論」等的描述，都很有特色。這些，也都頗說明樞軸文化與邊陲文化的差別。
當然，對東亞各民族來說，這種文化變遷要遠為複雜。如何繼承本傳統和融合新傳統，變成一個很難調適的文化奧秘。在中西比較這個層面上，僅僅從哲學上的理性主義（實證、精確、客觀）和文化心態上的開放與否來解釋，還是單一的視角。在兩個源初價值不同的文明體系之間，僅僅以現代化為座標論成敗，常常導致把結果當作原因的偏鋒思維，我在《河殤》裡就被這種很能引起內心衝動和靈感的思路所駕馭。
近來我越來越覺得，恐怕在非功利、無座標、多層面、無價值判斷的前提下，文化的比較才是可能和有意義的。畢竟，從今天的結局反推出來的答案，縱使正確也只是歷史現象，無法套用於並非重複歷史的今天。此外，文化的變遷，恰恰是各種非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未預期後果，實非人們可以事先預設和控制的。以西方文明發展的軌跡，來論證中國文明如何不是這個軌跡，等於論證梨樹為什麼不結蘋果。我們作了太多這樣的比較，並不能說明問題。
三、多元的歷史來源：臺灣之幸運與困境
今日臺灣與東亞的繁榮，創造了西方以外唯一的現代化奇跡，也引出了不同與西方的後現代困境。這個問題，自然也有其歷史原因。
〈發現臺灣〉的材料組織，使人頗可見出這個島國錯綜複雜的歷史積澱。不過三百年，荷蘭殖民、明鄭割據、滿清之初八十年封島、清末中國最先進的現代化嘗試、五十年日據，再加上四十年孤懸海外，真正納入西方體系，臺灣在不同時期，獲得差異極大的文化資源，仿佛一顆樹被嫁接了多次。毫無疑問，多元的歷史來源，是塑造今日臺灣的合理解釋，只追尋儒家傳統一個來源，顯然不能立論。特別是日據時代給臺灣打下的基礎，特刊沒有回避，作了客觀的介紹，肯定這段歷史的意義。從土地私有化、行政、法治、教育等制度性的建設，直到「一人掃五家」的民風的培養，都不是中國傳統的制度和文化所能做到的。雖然是痛苦的殖民地遺產，但的確使臺灣吸收了日本百多年向西方學來的精華，在不情願之下獲得了質變。
但同時，多元的歷史來源，也埋下了臺灣社會難以根治的內在分裂性。這主要是不同文化來源所造成的文化認同的分裂。臺灣社會三百年，從未有過穩定的文化整合過程，「社會欠缺主導禮教的仕紳階級」，也未能形成自己的精緻文化（三百年大多是亂世）。事實上，臺灣的文化人在不同時期一直扮演社會反叛角色，一路反清、反日、反國民黨反下來，無法承擔文化整合的使命。反之，一個文化上未整合的社會，只靠威權(滿清的酷政、日本佔領者、1949年後的戒嚴體制等)壓服，更加深社會的內在分裂。或許，這也是邊陲文化的某種性格？
總之，《天下》這期特刊所打開的臺灣歷史畫卷，抹著一種海洋的蔚藍色。它大概是中國文化的邊緣色彩之一。中國或許還該有遊牧文化的草綠色、高原文化的褐紅色等等。可惜，他們還都被埋在那中原文化的土黃色底下。我想，文明由中心向邊緣的轉移，已是中國的大勢。我已經不再把中國未來的期望，寄託給氣數以盡的那個「中心」。雖然最近從北京還傳出一群太子黨人的頗類似當年滿清昏君的聲音，他們說，區區幾個邊緣海島，能成什麼大氣候？他們實在沒有那種眼光，可以看到，中國文明的新色彩，已經在邊緣泛起。他們將會同大清一樣，輸給歷史。
＊作者為中國80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