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有趣就在於，鄭成功這樣一個中日混血兒，偏偏給臺灣帶去了中國的文化和制度，這一向被認為是他的歷史功績。若按照今天的看法，恰好是他把臺灣「拖進」了已經註定要落伍的中國軌道，然而，這卻是臺灣得以擺脫蒙昧的第一步，畢竟，那時臺灣將要進入的是農耕社會，而不是工商社會。
二、關於「華夷秩序」的顛倒和文明中心與邊陲的易位
今天回首三百年歷史，對東亞社會來說，其大勢幾乎就是一件事，即所謂「華夷秩序」的顛倒，以及連帶發生的文明中心與邊陲的易位。對前者，被顛倒的不僅是中國與西方的位置，也包括中日的位置，經過百多年的一再挫敗，中國人基本認輸，漸次墜入急功近利的「學習」和極度敏感的排外主義之中，內心卻一直抱著「要把顛倒的秩序再顛倒過來」的強烈民族情緒。然而，對於中國文明內部中心與邊陲的易位，至今沒有多少人肯承認。以致近半個世紀來，中國大陸在經過了一段成為「世界強國」和「革命中心」的虛假歷史，中心再度衰落以後，大一統結構又陷入分崩離析。
「華夷秩序」這個概念，本身就內含著中國人極為短淺的我族中心主義和文化優越感。不必追尋到太遠古，至少，從所謂世界文明的「軸心時代」開始，基督教、儒家、佛教、伊斯蘭教等幾大文明，是並駕齊驅的幾個不同體系，此間沒有「我優你劣」的所謂秩序。我以為，正是中國傳統當中蘊涵著將文明劃為優劣的某種世界秩序，才從中國文明內部引出對於自己跌為弱勢文明的強烈反映，即「發現臺灣」特刊中所說的那種樞軸文化，對於接受外來事物有否定自己似的刻骨銘心的痛楚。不過，也有學者指出，像中國人在「五四」以後這樣全盤否定自己傳統的現象，也是世界罕見的。這當然也是因為對文明有優劣之分的觀念所造成的，不為王侯，便為盜寇，當盜寇也是為了造反再當王侯。排外與崇洋、守舊與獵奇、優越感與自卑感、民族恥辱與民族虛無，這些兩極化的思維，在成為衰勢的中國文化中統一得極和諧。
特刊在描述臺灣歷史中所作的關於中西、中日兩個層次的文化比較，綜合了許多學者的洞見。也只有從臺灣這樣一個處於中西、中日衝撞地帶的特殊文化位置上，才可能把以往大而化之的籠統比較，變成這種可以把握的具體而微的歷史過程。
我想，把近百年中西文化衝突的研究，從聚焦于中心移向邊陲，更重視承受外來文化衝激、濡染強烈得多的沿海地區，對中國的現代化研究恐怕更有實質意義。今天的「東亞文明」，其孕育過程就發生在這些曾經是古典世界的「鄉村」和儒家文明的邊陲文化區。事實上，成為西方前現代過程的封建化，也是從羅馬世界的「鄉村」——西歐孕育出來的。基督教文明往昔的樞軸，如希臘、羅馬，也早就衰落了。解釋現代歐洲的出現，有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解釋羅馬帝國與西歐封建制在文化上的斷裂與連續，拉丁文、羅馬法、基督教這三樣東西，如何從一個帝國的結構中，存活到西歐那些小得多的政治單元中去的。我想，類似的文化變遷過程，同樣發生在東亞地區，《天下》這期特刊，就提供了許多新鮮而有創見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