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商策略」、「非正式解殖」與「美國社會資本」——研究香港的新學術用語
不過，現有學術研究並沒有能夠分析這類活動的相關術語。早期有關香港冷戰時期經濟發展的文獻，將香港經濟置於不太適用的「亞洲四小龍」框架之中，香港經濟模式根本有別於其鄰居。我因而意會到，我需要創造繫於香港情況的用語，以描繪上述活動。唐氏家族、崇基學院的歐偉國、香港中文大學的李卓敏，或利豐的馮氏家族都是本書所述人物。他們利用累積的資源、經驗以及長期的雄心壯志，施行策略。這些策略與海外華商舊有策略有所共鳴，但同時亦包含適應冷戰與新地區霸權美國的元素。故此，我稱之為「跨商策略」，這種策略既連結歷史，亦重跨國與跨太平洋。我需要以此用語描繪的，是跨商策略所累積的無形資源，例如佔先機之人脈、文化之熟識度、市場之知識、美國之國籍。有另一位導師最初指出，這些資源可被稱為「社會資本」，故此在開始之時，我將之稱為「美國社會資本」。我原來的研究範疇並不包括英殖主義，但逐漸地，我發現英殖主義同樣受這些跨太平洋活動所重塑。你會看到，利舜英極力爭取加入只接受白人的會所，李卓敏自信無比，唐驥千獲選成為首位香港總商會華人主席。這些案例皆顯示，跨商策略和美國社會資本改變了這些人與英殖的關係。在一九九七年之前，英殖權力褪色，但仍未正式消散。這些人的跨太平洋策略和資源容許他們逐漸推動非正式解殖，在此過程中，他們違抗英人規矩，建立個人權威，打開向他們緊閉的門。
未來的學者與新的研究或會挑戰、完善、擴展這些概念，這是理所當然之事。無論如何，我希望，後來者可以鞏固更為重要的一點——香港的歷史，應當以香港方式書寫。香港從來不只是一個「細小的」英殖地，或另一個「亞洲四小龍」成員。香港並非因其地理位置而注定成為全球主要樞紐，我的同事和友人王迪安已在其近著《香港振翅：民航業與全球樞紐的發展，1933-1998》（Hong Kong Takes Flight: Commercial Aviation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Hub, 1933–1998）進一步指出這一點。我們談論香港之時，談論的其實是一個獨特華人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其居民的思想、勞力、力量對世界皆有莫大影響力。
＊作者為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台灣季風帶）台版自序。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