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榮幸能為《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中文版寫序。作為新晉作者，自然希望讀者會閲讀自己的作品，讀後會認為這是有意義之作。我甚至盼望，這本著作的中文版面世後，讀者群會進一步擴大，著作會被用作教材。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引起讀者對香港歷史的興趣，甚至能夠啟發更多研究著作述說香港未為人知的故事。
關於香港過去，還有很多值得學習之處。香港是廣為人知之地，但其歷史往往被忽視，或被以某種方式書寫，從而服務各種外在議程。在十九世紀末，第一批歐洲歷史學家開始書寫香港歷史。在他們筆下，英殖政權仁厚。於他們的想像之中，其官員是為「貧瘠小島」（barren rock）帶來商貿與公義的人。早期華人歷史學家則以國族主義論述書寫香港歷史。在他們眼中，香港猶如扁平符號，而非複雜社會。直到近期，大部份中國與英帝國歷史學家仍然忽略這個「細小之地」。於二〇一二年，我開始進行本書研究。很多教授都勸我改選其他研究題目，因為香港「並不重要」。幸好，我的博士導師徐元音（Madeline Y. Hsu）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她堅定地鼓勵我逆流而上。
香港歷史研究的承先啟後
在過去十年，學者被迫重新評估他們先前關於香港並不值得花力研究之斷語。香港歷史正受更多學者關注。本書能夠協助推動這一波學術反思，是令我感到自豪的事。不過，若無前人研究、奠下基石，本書便難以面世。這些先驅學者都認同，香港有其歷史角色。在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施其樂牧師（the Rev. Carl Smith）開始研究香港早期歷史，艱苦地為之整理了達十四萬張索引卡。冼玉儀的《權力與慈善：東華三院與殖民地香港的華人商業精英》（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一九八九）正確地改變了學術界的聚焦點，使之從英殖官員轉向香港本土華人社群。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的《英治華夏：華人與英國治下的香港（1841–1880）》（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二〇〇一）修正了有關英殖政權「仁慈及寬容」的落伍迷思。高馬可（John Carroll）的《帝國夾縫中的香港：華人精英與英國殖民者》（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二〇〇五）則聚焦於巧妙地佇立在兩個帝國之間的香港精英。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和麥志坤率先揭示在亞洲冷戰之中香港所佔的關鍵縫隙位置。饒餘慶、黃紹倫及施鍚亨（Catherine Schenk）等學者則為香港現代經濟史作奠基性研究與梳理。我閱讀他們的著作之後，深信香港歷史不但有趣，其在各種全球史的角色更是獨一無二，這裡所指的全球史，包括：中國歷史、英帝國歷史、跨太平洋歷史、海外華人移民史、中美關係史等等。
香港在全球史中未為人知的角色
的確，有關帝國如何相互競爭、全球化如何加速進而形塑現代世界的論述，自然會將香港與倫敦、紐約並列，視之為份量同等的樞紐。在整個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早期，香港是全球鴉片貿易和海外華人移民中心。學者已然分析指出（例如徐元音的《夢金山、夢家鄉》〔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二〇〇二〕、和冼玉儀的《穿梭太平洋》〔Pacific Crossing，二〇一三〕），香港的船務代理、船舶維修商、保險商、碼頭工人、其他商人與工人，令數百萬移民得以橫渡海洋，在北美、夏威夷、法屬印度支那、英屬馬來亞、海峽殖民地、荷屬東印度群島、澳大利亞、紐西蘭、薩摩亞等許多地方往返遊走。對這段時代的工業化和全球化而言，這些移民的勞動力至為重要。他們修築數千里的公路、鐵路及運河，經營礦山及種植園，為世界提供主要產品，例如大米、錫、銀、糖、水果、橡膠、海鳥糞及椰子乾。香港企業藉此成為海外移民聯繫中國、安穩處理匯款、傳遞信件乃至運送遺體安葬的重要橋樑。對移民至美國的華人而言，在二戰之前，他們百分之九十會途經香港。
有次我為了論文研究而返回香港。在埋首於香港檔案之時，我發現了此一非凡全球史被忽略的一個章節。在觀塘政府檔案處、紅磡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香港浸會大學以及香港大學館藏部裡，我發現了先前未被討論之事。於一九四九年左右，約七十萬名難民赴港。在這場難民危機中，我發現有不少材料顯示，香港華人與當時日益擴張的美帝國體系合作。他們多透過商業或教育方式聯繫美國。這些材料包括香港工業家招徠美國客戶的報刊文章，以及香港本地學生前往美國深造的政府紀錄。從這些材料角度看，香港人連結自身至美國資本、市場、思想與權力，藉此為自己的未來打拚。從我的觀點看，這些行為是「不按牌理出牌」（flipped the script）。歷史學家一直強調，國家行為是國際貿易與國際關係背後的重要推力。這些材料則表明，在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於巨大變局之中，香港商界精英發揮其能動性以應對局面。當時的變局，包括：英帝國衰落、美帝國在亞洲擴張、資本主義全球化。當時的英屬香港，基本上自治，且容許各種流動，故此香港精英有充足條件實現跨國個人策略。在冷戰時代，處處皆管制入境、政治忠誠、外匯，香港精英能如此行事，並非尋常事。
此外，我將此研究推進至一九七〇與八〇年代後。我發現，在中國改革開放期間，香港歷史同樣發揮關鍵作用。本書最後兩章已然指出，若然能夠全面瞭解香港冷戰時期的經濟和社會歷史，便會重塑我們對鄧小平時代香港之於中國的影響之理解（特別是香港對廣東以及中美貿易復興的影響）。不令人意外的是，在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香港與美國共同建立了龐大的跨太平洋教育、貿易與投資網絡，這為中美貿易及投資的復甦創造了條件。香港精英結合其跨太平洋網絡以及對中國承諾，追求個人利益，同時推動中國國家發展。胡應湘及合和實業在廣深高速公路建設中的角色、楊敏德和溢達集團的工業投資等都是案例。若無這些香港精英，如今龐大的中美貿易活動便將無從談起。
「跨商策略」、「非正式解殖」與「美國社會資本」——研究香港的新學術用語
不過，現有學術研究並沒有能夠分析這類活動的相關術語。早期有關香港冷戰時期經濟發展的文獻，將香港經濟置於不太適用的「亞洲四小龍」框架之中，香港經濟模式根本有別於其鄰居。我因而意會到，我需要創造繫於香港情況的用語，以描繪上述活動。唐氏家族、崇基學院的歐偉國、香港中文大學的李卓敏，或利豐的馮氏家族都是本書所述人物。他們利用累積的資源、經驗以及長期的雄心壯志，施行策略。這些策略與海外華商舊有策略有所共鳴，但同時亦包含適應冷戰與新地區霸權美國的元素。故此，我稱之為「跨商策略」，這種策略既連結歷史，亦重跨國與跨太平洋。我需要以此用語描繪的，是跨商策略所累積的無形資源，例如佔先機之人脈、文化之熟識度、市場之知識、美國之國籍。有另一位導師最初指出，這些資源可被稱為「社會資本」，故此在開始之時，我將之稱為「美國社會資本」。我原來的研究範疇並不包括英殖主義，但逐漸地，我發現英殖主義同樣受這些跨太平洋活動所重塑。你會看到，利舜英極力爭取加入只接受白人的會所，李卓敏自信無比，唐驥千獲選成為首位香港總商會華人主席。這些案例皆顯示，跨商策略和美國社會資本改變了這些人與英殖的關係。在一九九七年之前，英殖權力褪色，但仍未正式消散。這些人的跨太平洋策略和資源容許他們逐漸推動非正式解殖，在此過程中，他們違抗英人規矩，建立個人權威，打開向他們緊閉的門。
未來的學者與新的研究或會挑戰、完善、擴展這些概念，這是理所當然之事。無論如何，我希望，後來者可以鞏固更為重要的一點——香港的歷史，應當以香港方式書寫。香港從來不只是一個「細小的」英殖地，或另一個「亞洲四小龍」成員。香港並非因其地理位置而注定成為全球主要樞紐，我的同事和友人王迪安已在其近著《香港振翅：民航業與全球樞紐的發展，1933-1998》（Hong Kong Takes Flight: Commercial Aviation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Hub, 1933–1998）進一步指出這一點。我們談論香港之時，談論的其實是一個獨特華人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其居民的思想、勞力、力量對世界皆有莫大影響力。
＊作者為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台灣季風帶）台版自序。授權轉載。
